最新分析报告
本文为Jack Heinemann博士的书 是希望，而不是炒作: 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指引的农业未来的第一章，该书由 Third World Network2009年出版 (ISBN: 978-983-2729-81-5)
该书是关于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指导下，斥资几百万美元作的一个五年研究，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预期农业革命带来的可持续解决方案，方案当然不会惟有技术，技术只是解决方案的一个部分。
Hope Not Hype是写给进行耕种的人们，但更是写给要吃食品的人，它在提供食品而非破坏生产更多食品能力的基础上考证了传统的、现代的（如基因工程）和正在发展的生物技术（如农业生态）。它深入分析了农业化学公司在农业创新领域影响公共和私人投资无边际的承诺。书中的案例为正确的生物技术而非所有的技术。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政府和民众提供了坚实的科学知识，以表述他们自己的农业-对他们可行的农业。
作者JACK HEINEMANN 博士是新西兰Canterbury大学的遗传和分子生物学教授，位于挪威Tromsø的生物安全中心的基因生态学高级兼职教授，并曾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 2005年他也被列于联合国生物安全专家名册中，受邀为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国际农业发展科学与技术评估机构（IAASTD）作为同行评议，写作出版了广泛的科学论述，并作为一些国家政府机构的顾问。
给政策制定者的综述
关键信息：
- 发达国家的现代生物技术有利于少量农作物的大规模种植，这些作物不符合贫穷农户的种植需要和目的。
- 专利和类似专利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等知识产权工具的新变化影响发达国家主导的技术类型，尤其是在促进转基因作物发展方面。
- 这些知识产权工具通过潜在的延伸将管理权扩展到了基因流污染的非转基因作物，增加了农民的责任。
- 知识产权和一些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也会通过潜在的方式扩展到无意混合转基因作物增加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者和研发者的责任。
- 发达国家种植规模和农业补贴，伴随着来自发达国家的协调知识产权框架和保护知识产
- 权，结合起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地方农业市场的发展，并且努力压制地方农民参与的和为地方农民服务的研究。
- 许多转基因作物的潜在农艺性状优势并没有通过种植多样化的穷困农民表现出来，转基因作物使得工业化农民和消费者受到单一作物、环境破坏加剧、农业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 政策包括农业创新公共基金的新重点是帮助贫困农民。这可能包括一个平衡组合，即投资于提高农业生态方法在规模、农民参与和推广项目，和关于产品的商业化控制的现代生物技术研究。
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曾经在2003年发起一个项目，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对农业领域的问题做一个综合。这是一个由世界上主要的农业和发展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的联合项目，该项目由世界银行发起，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全球环境基金（GEF）（IAASTD， 2008a）共同参与。
这个大型评估是由一个多章节的全球报告、五个多章节亚全球报告和两篇全局性的报告所组成，即给决策者的全球概述和综合报告。整个项目由一个分别代表出资方、政府、私营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所组成的管理机构所监管。
在用什么新方法去达成全球一致的问题上，在政府间全体会议上，非政府组织和私营机构以政府授权的形式被给予同等的话语权。评估在2008年4月11日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政府间全体会议上被通过。
这是已经完成的、单独的、最大和最多样的对农业的全球评估（Rivera-Ferre,2008）。希望它的完成为时未晚。随着人们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农业的影响和好处并没有被穷人和富人平均分享，农业也就正在经历更加严格的审查。
这个评估被定位在一个回答核心问题的、充满野心的任务的位置上，那就是尽管面对大范围的环境退化、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的挑战，在2050年，农业如何为富足和健康的人类做贡献，在完成贡献的同时还要保证选择可以不丧失粮食生产潜力的方式。其中的一个答案很简单。我们现在的耕种方式不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应该如何做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耕种并不仅仅是耕种土壤和饲养牲畜。现代农业处于一个复杂环境中，包括本地气候因素、由贫困和疾病所带来的各种选择、进入市场的机会、国际贸易和其他国家的国内政策等。当做农业生物技术有关决定时，不能忘记这些更大的环境，因为这些技术必须在这些更广阔的环境中适用和成功。
出于这个原因，这个评估覆盖的范围不仅仅是食品生产背后的生物学，还包括贸易规则、知识产权（IPR）、补助、团体内和团体间的机械化和力量的不对称、以及如何共同将农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等内容。评估明确讲述了“谁在资助农业革新”和“什么被资助”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原因。这里也有几个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被改变或管理，以期实现我们所需要的可持续农业。
本书假设评估的读者已经理解了这个大环境，书中将不再详细讲述这些。生物技术作为一种技术是一个有些沉闷的话题。因此，有必要写一个指南去解码生物技术。大型经济体对那些卖出可以导致知识不对称的生物技术感兴趣。这种不对称一方面产生于对于那些不面向经济利益但对技术做出正确评估非常必要的研究的忽视上，另一方面产生于对那些已经存在但被富有研究机构的期刊的昂贵订阅费所封锁的信息的获取上。
生物技术是提高农业的方法么？
农业比其他任何活动更需要土地、水和人力（FAO, 2007）。它大概消耗了这个星球上40%的非冰覆盖的土地（Jiggins,2008）和70-86%的地下水（FAO，2003；Gerbens-Leenes et al.,2008; Pennisi,2008）。全球一半的劳动力或者说全球22%的人口在从事农业生产。在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占到国内总产品的24%（MEA，2005）。
这个范围内的人类活动对环境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当与粮食相关农业实践和种植完成地方进化时，全球贸易和法律框架，如食品/生物安全和知识产权，趋向于将农业生态系统同质化。这种结果可能使本地农业生态系统内的作物、牲畜和生产实践表现不佳，并对周围环境造成巨大损害（Taberlet et al.,2007; WHO,2005）。
粮食安全可以被看成是生产足够粮食的单维度问题，不过，即使这种单维度观点也可以揭示粮食安全问题由是人类行为改变和技术调整共同形成，目的是：
提高产量（在作物生物量方面）；
促进获取平衡饮食（如，微量营养素、多样性和甜食）；
获取水的能力的改善；
提高农业生物多样性，其作用象是一个可以让作物和牲畜适应出现的疾病或气候变化的影响的特征多样性库；
提高和保护作为一个直接或者间接提高农业生态系统产量的微生物、植物和动物保存库的生物多样性；
提高将从作物和牲畜的优秀品种的到的特性培育到本地适应品种中去的能力；
促进种质的获取；
改善进入市场的机会；
技术应该被看作是解决农业引发问题和满足农民需求的集合的一部分。评估认识到科学、技术和传统知识为农业和社会所做贡献的长久历史。但是，过份信赖依靠技术去提高粮食的数量和质量、减少农业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或试图通过技术去平衡由贸易补助所引起的不对称，将会制造新的失望，并引发额外的问题。
许多农业问题是由文化选择而非技术问题所引起的（Heinemann, 2008a; UNEP/UNCTAD, 2008）。例如，如果需要工程师去设计水坝才能解决获取水源的问题，这是技术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是选择一种作物品种或目的，就像选择用农业用地去种玉米以获得食物或燃料，这就是社会问题。比如在中国和印度，需要3500升灌溉水才能生产出一升用作燃料的酒精（EuropaBio, 2008）。如果他们试图用他们的水去生产和美国一样规模的酒精，实质上，每年会将超过一千亿升的水从粮食生产转移到发动机上（MSNBC，2008）。一个能源消费习惯上的非技术改变对长期水资源获取能力的影响大于创造更节水植物的技术尝试（Heinemann, 2008a）。
这是从评估报告中选取的最近50年中成功和失败的技术教训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教训之后会被应用到现在希望解决的技术和问题当中，来推断达到一个能够或者不能够适应未来可持续的产量目标的“最佳猜想”。
粮食安全的多维观点包括农业中的问题是如何提出的，然后是如何选择某种技术和技术方案的。在发展中国家，只有大约1/3（约100亿美元）的全球农业研究经费花在解决农业问题上（Kiers et al, 2008, p. 320），这样就不会对最大、最富有的农民的需求优先于小型的贫穷农户的需求这样的现象感到奇怪了。而且，在工业化国家，私营机构篡夺公共机构进行农业投资的主导权，这样农业问题将会趋向于将解决方案作为商业化的技术出售（Pardey et al. 2007）。
发展转基因作物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这些作物往往是在美国农业生态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大面积单一种植的作物类型（Atkinson et al, 2003; Delman, 2005）。专利和专利类似的新品种保护体系的改变允许将这些作物纳入了文件保护范围，而传统作物则不受保护（DeBeer, 2005）。结果就是这个技术没有应用于穷人种植的作物和在不承认专利和专利类似的新品种保护体系的国家的作物当中，这些作物被称为“孤儿作物”，如木薯、红薯、小米、高粱和山药（WHO, 2005, p. 37; Pinstrup-Andersen and Cohen, 2000; Pray and Naseem, 2007）。同时，商业化的转基因植物控制了大量的资源，每个商业化品种的估值约为10亿美元（Keith, 2008），也许牺牲了非转基因生物技术对于生活贫困的农民的价值（Pinstrup-Andersen and Cohen, 2000; Reece and Haribabu, 2007; TeKrony, 2006）。
在这点上，世界卫生组织总结道，需求驱动的技术是私营机构不能成熟的发展工具，因为孤儿作物的商业化价值很低。政府应该担负起向公共研究投入的责任，弥补富有和贫穷之间的差距（WHO, 2005, p. 48）。世界银行对这一结论进行了补充：由大型私营跨国公司推动的生物技术利益对商业化农作物感兴趣，还没有安全的利用在穷人的需要上面（World Bank, 2007, p. 158）。
对于大多数贫困的农民，种植粮食作物是一个挑战（Delmer, 2005）。增加食品的多样性和地方农业对不同种衰退的抗性是必要的做法。农田中作物涵盖范围的增加通过降低全部作物由于病虫害而衰退的可能性的方式提高粮食安全。循环种植的作物也可以用于保持土壤健康，降低土壤病原的建立。最后，提供了一个产能过剩的市场，任何农民都可以通过出售他们的粮食获益，最可能的是没有富国的补贴无法种植，在地方市场低于生产成本出售的小作物。
生物技术政策的目的超出了生产更多的粮食，因为单纯的粮食过剩也不能填饱肚子（Kern, 2002; UNEP/UNCTAD, 2008; Vandermeer and Perfecto, 2007）。
目前的粮食短缺首先是因为未能生产出足够量的适应社会需求类型的粮食，其次是因为没有将粮食的种类和数量适当分配到需要的地方去。未来，粮食短缺可能因为积累了农业、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加上过度依赖有限的化石燃料的机械化导致的环境影响而由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引起（Kern, 2002）。我们不可能用现在的农业生产模式来解决未来的粮食需求问题，因为这些模式仍然没有实现人类80%的粮食安全问题（Kiers et al, 2008）。相反，真正让生物技术可以开展起来的是地区水平，生物技术适合地方操作和创新变化，可以满足农民的需要。
政策相关性：现存农业问题很少是由技术缺乏或者失败引起的，原因多来自于其它社会。经济和法律框架。因此，至关重要的是确定那些问题最好通过改变法律框架、贸易政策和人的行为来解决，第二，最好使用技术解决。技术应当满足当地需求，而不是使当地农业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例如，进口高成本生物技术种子，在缺水田地中种植促进燃料作物生长，既不节水，也不能降低这个土地利用决定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哪种技术？
评估中认真区别了“生物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因为它们在国际协议中代表不同的含义，还因为它们能够引起使用它们的社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法律和经济效应（Pinstrup-Andersen and Cohen, 2000）。
评估中使用的生物技术定义是以“生物多样性公约”为基础。一般情况下，生物技术是为了某些目的操纵某些生物因子的有意行为。
生物技术包括创新，如固氮作物的应用、综合害虫管理和化学除草剂和杀虫剂的应用等。几千年来由古代种植经验做出的乡土种的选择是生物技术，现代人所做的乡土种的保存也是生物技术（Tsegaye,1997）。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生物技术都能平等的从那些被主流知识产权框架所保护的生物技术中得到经济支持或其他回报，这使得许多十分有益的生物技术没有充分发挥它们的效益，因为他们并没有通过商业提供者来推广或没有得到公共部门的认可。
现代生物技术的定义是基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草案中生物安全的部分。这是人类操作的一个集合，这些操作导致如DNA或RNA这些遗传物质或其他从其细胞或病毒内的正常生理界限释放遗传物质返回其生物体的行为，这个过程在一般看来是不可能的或自然界中前所未所有的。现代生物技术最明显的产品是转基因生物（GMO），目前转基因植物是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应用中最主要的现存商业化产品。
现代生物技术的产品至少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与其他生物技术产品是不同的。首先，它们独特的物质构成意味着在人类健康或环境影响方面，它们超越人类任何的经验；其次，他们由一些国际生物安全法律法规所管制，被一系列专利或类似专利的新物种保护文本所保护，直到最近也不能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随意应用，应用范围仅仅限于那些已经同意采用这种知识产权框架的国家。也因为以上两点的不同使得现代生物技术不同于广义生物技术，后者对于谁发布技术解决方案具有深远的影响。
种质私有化
使用专利和专利类似的植物新品种保护转基因的重点是最大的农业跨国公司对转基因产品的经济支持（Baenziger et al, 2006; Fernandez-Cornejo and Caswell, 2006; Pingali and Traxler, 2002; Sagar et al, 2000）。新的专利和专利类似植物新品种保护文本的使用迅速导致了种质的所有权从公众手中转移到了私营机构，接下来农民的权力就会受到限制（Graff et al, 2003; Sagar et al, 2000; World Bank, 2007）。在新的知识产权规定中，行业依旧比较牢固（Adi, 2006; Fernandez-Cprnejo and Caswell, 2006）。行业垄断和知识产权的组合限制了技术向发展中国家农民流动，降低了农业生物多样性（Pray and Naseem, 2007l WHO, 2005）。
评价中并不赞同将农业创新向私营机构迁移，也不同意大型生物技术公司使用遗传工程。过去农业方面的主要变化没有被私有化程度和知识产权文书所累，因此没有理由希望这类市场驱动的研发会在将来惠及穷困的农民（Srinivasan, 2003; WHO, 2005）。
新的市场模式的失败是因为依赖于私营机构的善意，在经济损失的情况下，或者在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其产品的情况下建立相关的生物技术。这类善意根本不存在，因为行业公司观点是“只有当公司保护知识产权时，他们才能投资于产品获得利润。创新只有通过投资体现出来，而投资必须要求回报”（Keith, 2008, p. 17）。行业公司也不愿意将相关产品给贫穷国家的小农户，因为许多这类的国家没有生物技术公司要求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Monsanto, 2008）。
甚至当这些公司有足够的理由去生产产品时，出口技术仍然是一个“地方暗箱”——对于小农户来说，他们如何工作是不透明的，或者隐藏着私人秘密——这样建立进一步依靠出口的体系，辅以地方整合和优化。
政策相关性：生物技术为农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一些生物技术出现的时间和农业一样长。对公众免费的技术和推广服务对农民来说非常重要。相反，现代生物技术对穷困农民的帮助就少很多了，被控制在相对小的几个大型跨国公司手中意味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需要接受一些明显的社会变革和可能不会在减少贫困和可持续实践中起作用的农业模式的应用，同时还会引起地方农民对富国技术出口依赖的增加。
责任
转基因生物的根本标志是由重组DNA得到的转基因，也为跟踪生物体的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因此，当农民在声称受到转基因生物迁移带来的损害而采取法律行动时将承担更高的风险（Heinemann,2007）。
在全球层面上，如2000年的StarLink玉米、2002年的ProdiGene制药玉米、2005年的Bt10玉米和2006年的LLRICE60水稻，这些无意混合表明了当未经批准的转基因在商业供应商中出现时，代价要由开发者和转基因农民共同承担（Ledford,2007;GAO,2008）。每一起事件都会收取罚金和付出代价，甚至有些总计将达到十亿美元（Smyth et al.,2002）。这个列表并没不是无遗漏的，类似的事情仍旧不时出现。在地区层面上，如果作物污染了持有非转基因认证的市场，或许他们没有包含能够产生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害化合物的作物，如制药的作物，种植转基因产品的农民还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Editor,2007;Heinemann,2007）。
如果邻居选择种植转基因作物，那么种植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的农民都会面临新的责任。如果发现转基因生物的志愿植株、野生植物、带有所有转基因的交叉受粉植物未经允许在他们的田间生长，任何农民，无论种植转基因或非转基因作物，都应负担起责任（DeBeer,2205; Heinemann,2007）。如果农场被卖掉，这种法律问题还可以传递给新的拥有者，并且可以通过使用材料转移协定超越领土的界限向外延伸（Center for Safety,2005; Correa,2006; Thomas,2005）。
由于检测转基因生物的能力在数量上远比为了多样性保护而对植物和动物特性的观察更为有效，同时因为这种检测甚至可以很好的在供应链中开展，只要这样的种质保护手段被承认，专利和专利类似的新物种保护将使转基因生物的存在产生新的责任和后续的经济影响（Heinemann,2007）。
政策相关性：应用专利和专利类似的新品种保护于种质等转基因生物当中，使农民和开发者都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问题负有责任。转基因生物可以应用高灵敏分子技术检测出来，可以在食品、饲料供应链、甚至高度加工的终端产品中跟踪。这种对检测和监测产品形式的空前敏感使得开发者能够起诉那些故意种植种质或不小心被种质污染了的农民，也使种植转基因生物的农民对于污染邻近农场负有责任。
评估遗传工程的收益
评估手段几乎都是针对应用于转基因作物研发的遗传工程，因为目前还没有应用于农业的转基因动物商业化（Devlin et al, 2006; WHO, 2005）。遗传工程动物获得明显改变的复杂性也深受质疑（Clark and Whitelaw, 2003; Maclean, 2003）。转基因植物和转基因动物在用作人类食品和进行环境释放过程中是否安全这一点上广受质疑（Devlin et al, 2006; Pryme and Lembcke, 2003; Stewart and Knight, 2005; Van Eenennaam and Olin, 2006），本文中转基因作物问题涵盖了所有GMOs的大多数议题。
产生转基因作物的遗传工程提出过承诺，但是大量共识是遗传工程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反而被限制在严格的专利系统的法律框架内，将收益留给了私营机构这样的激励系统。无论如何，安全性评价得到结论是遗传工程应该持续为研究和发展做贡献。作为有助于理解基因、生理和环境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研究工具，遗传工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并非所有的相关技术的科学都会变成特定产品的工艺或者结果，例如转基因植物。同时，现代生物技术产品可以在强势公共部门的管理下进行研发，这样可以免受专利的束缚，也可以阻止私营部门窃取公共知识产权（Graff et al, 2003）。
无论遗传工程是由私营还是公共部门承担，我们有相信它会产出将来我们需要的粮食的理由么？这个问题将在后面通过专门的议题来回答。
政策相关性：现代生物技术尚未产生商业化的转基因鱼、转基因家禽或转基因家畜，活产品主要是转基因植物。遗传工程的其它应用不以生产转基因产品为目的，而是研究和发展农业以及基础科学研究。
产量
转基因作物，包括玉米、棉花、大豆和油菜，经过十几年的商业化种植后，仍然没有持续的、可信的或稳定的增产证据。事实上，有强烈的迹象显示转基因作物的应用会导致产量下降。
产量增加和减少都有报道。有报道称，印度的一个为期四年的研究中，产生杀虫剂的Bt棉较常规棉增产60%（Qaim and Ziberman, 2003）。同时，印度其它邦的Bt棉表现糟糕（Mancini et al, 2008）。尽管产量变化幅度很大，但是在阿根廷、中国、南非和墨西哥进行的短期研究中，Bt棉都表现出了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提高（Raney, 2006）。相反，在美国这个Bt棉种植时间最长的国家，产量和农民收入都有明显的减少（Jost et al, 2008）。
其它转基因作物的情况也一样。“广泛共识是，产量没有增加，而是比常规品种减少了”（Pretty, 2001）。美国和加拿大的Bt玉米与阿根廷和美国的抗除草剂大豆的表现是不增产或者减产（Elmore et al, 2001; Ma and Subedi, 2005; Pray and Naseem, 2007; Qaim and Zilberman, 2003）。
这些结果不应该感到惊奇。将近99%的商业化转基因作物是抗除草剂和/或抗虫的（Qaim and Zilberman, 2003），而不是增产的（Fernandez-Cornejo and Caswell, 2006）。多数的产量收益都是来源于通过传统育种方法，而不是遗传工程技术，研发的适应地方条件的现代品种。值得担心的是，在涉及Bt玉米和除草剂抗性大豆的两项研究中发现，在将现代作物品种变为转基因作物的过程中，遗传工程与破坏品种产量优势相关（Elmore et al, 2001; Ma and Subedi, 2005）。
评估这些数据后，结论是遗传工程没有证明其可以或能够产生持续增产的品种。
政策相关性：现代生物技术及其产品没有被证明增加作物产量。如果考虑将GMOs纳入国家农业整体战略，那就需要新的证据证明其对农业生态系统的益处。同时，遗传工程的应用会伴随着各种新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例如IPR框架，这些问题要求遗传工程产品被整合进入商业产品范围，并且不能增加食品安全问题和减少贫困。
减少杀虫剂
转基因作物的产量效益可以通过促进害虫管理间接体现，而不是通过各种条件下的生物量增加（Fernandez-Cornejo and Caswell, 2006）。评价除草剂抗性作物和抗虫植物是否促进了害虫管理，是否存在其它益处，如减少其它种类除草剂和杀虫剂的使用和与之相关的环境和人类健康益处（Phipps and Park, 2002; Pretty, 2001）。
转基因作物减少农业化学品使用的主张背后的数据是有争议的（Pretty，2001）。一些研究者指出额外杀虫剂用量在整体上有显著的减少，但是他们忽略了Bt植物自身产生的杀虫剂的量。必须抛弃杀虫剂用量总体减少的主张，因为除草剂的使用显著增加足以抵消额外（除了植物自身产生的杀虫剂以外的部分）杀虫剂使用量的减少（Heinemann and Kurenbach, 2008）。
然而，在对抗除草剂作物的引入明显降低了曾经在转基因作物上进行的害虫管理的多样性进行评估当中，上述争论是次要的。抗除草剂作物的使用会引发草甘膦除草剂使用量的增加和相关抗性杂草的发育（Powles, 2008; Service, 2007; Valverde and Gressel, 2006）。只有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加上过量使用除草剂与对大豆和玉米的过量程度这两个因素相结合，使得草甘膦耐受杂草成为转基因作物系统内外产量的一个潜在威胁，并且威胁到全球的传统农民使用此工具作为其杂草管理战略的一部分的能力（Heinemann and Kurenbach, 2008）。
各种转基因作物优于常规作物的印象来自于研究产量或杀虫剂用量差异或特殊农业生态系统中产量和杀虫剂用量的实验（Marvier er al, 2007）。如果在整体害虫管理体系之外或不使用杀虫剂的条件下进行比较，Bt作物优于常规作物。如果不使用某种形式的杂草控制手段，同样是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优于常规作物。然而，这些比较并不现实，因为农民无论怎样种植都会采取某些害虫控制措施。同样，这意味着在何处制订策略（Kleter er al, 2007）。例如，“甜菜和大豆的数据也显示，直接从以前美国同种作物的影响评估数据推断出其它地区农耕实践的差异是不太可能的”（Kleter et al, 2008, p. 487）。
对生态农业和传统农业（在这里包括转基因作物）的相对表现的最大程度的荟萃分析（meta-analysis）得到了同样的结论（Badgley et al, 2007）。当原来被用作传统农业的土地变为生态农业耕作时，在转换后长达5年的时间里面表现较差。而当比较成熟生态农业点和传统农业点时，前者等于或者明显超过传统对照（Badgley et al, 2007）。这在比较间接收益时也是成立的。“转基因技术在减少杀虫剂使用方面比传统系统更具有可持续性，但是如果和不使用杀虫剂的有机农业系统比较，这个转基因－减少使用体系就表现不佳了”（Pretty, 2001, p. 255）。这类比较如何设计对数据产生有很大的影响。
政策相关性：现代生物技术可以通过减少使用在转基因作物上的、控制害虫的农业化学品的量来获得间接收益。这些收益是有争议的，也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与生态农业种植手段相比，这些收益的整体效果并不好。
抗逆
逆境指的是动植物对超出其适合生理域的环境条件产生的生理应答。干旱可能是目前限制作物产量的最大的单因子（Delmer, 2005; FAO, 2007）。盐碱是一个相关问题，影响了20%的农业用地，其主要影响集中在灌溉土地上，40%的灌溉土地受到多盐问题的困扰（Foster and Chilton, 2003; WHO, 2005）。干旱和盐碱是农业集约化的长期挑战，所以最早的建议之一就是利用遗传工程的手段制造抗旱和耐盐作物（Heinemann, 2008a）。
尽管转基因农作物已经商业化十多年了，研究也超过了25年，但是所有的抗逆转基因生物仍然只是承诺（WHO, 2005），主要是因为抗逆相关的生理过程包括许多不同基因在一个复杂的、受环境影响的网络中的相互作用（Varzakas et al, 2007; WHO, 2005; Zamir, 2008）。在筛选环境中进行评价时，偶尔出现少量基因产生抗旱效果的情况。然而，遗传工程手段还不能在大多数作物中产生出能在实际的大田条件下表现可靠的抗旱性状，因为同时混合并让这么多基因发生协同作用是不可能的（Pennisi, 2008; Sinclair et al, 2004）。改变这个评估结果的可能性非常小（Varzakas et al, 2007; Zamir, 2008）。
尽管多年来经费不足，与现代生物技术相比较时，传统育种和不产生转基因生物的DNA技术已经得到，并且能够继续得到，抗逆的动植物系（Reece and Haribabu, 2007; TeKrony, 2006; Delmer, 2005; World Bank, 2007）。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和筛选让育种者能够在整个育种过程中跟踪基因，通过这种不进行DNA操作的方式产生具有复杂特征组合的个体。这种方法和育种过程通常被认为具有局限性，具有相应育种技术的人的数量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减少（Baenziger et al, 2006; Reece and Haribabu, 2007）。另外一个和分子标记辅助筛选有关的问题是分子标记可能被某些知识产权框架所保护，这进一步限制了这项技术购买者的利益实现（Reece and Haribabu, 2007）。
不管如何产生，抗逆动植物也具有潜在的环境影响。在植物的案例中，目前贫瘠的土地可能变成种植抗旱和耐盐植物的农田。而这些土地是生物多样性、净化水、微量营养物质回收和其它减轻人类活动影响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储备（IAASTD, 2008a; MEA, 2005）。新的植物可能引起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Ellstrand, 2006）。“新特征，如抗逆，可能增加竞争力，使得这些品种可以在自然生境中定殖，通过扩展到原来的品种不能生活的环境中代替自然或农业群落。例如，如果钼耐受作物可以在高钼的酸性土壤（如热带草原或雨林）中种植，则会减少生物多样性，威胁或者淘汰原始群落”（Andow and Zwahlen, 2006, p. 208）。
在动物的案例中，抗逆表现最好的可能是鱼，逆境因子包括冷、冰冻、盐和疾病（Dunham, 2008; Macclean, 2003）。转基因动物可以通过较长距离的迁移、跨季节变化或转化新的生境的方式存活下来，增加了进入新的生态系统的能力。
政策相关性：DNA为基础的生物技术，如分子标记辅助筛选，可以建立研发抗逆动植物的体系。然后，至今，现代生物技术还没有制造出抗逆的商业化转基因农作物。。而且，使用遗传工程较小农业集约化和逆境种植增加引起的农业扩张的影响，会导致环境问题增加和由此引发的非持续利用。DNA为基础的生物技术和现代种植物品种的全部利益，只有在提高专业育种者的数量和技能的情况下得以实现。
现代生物技术的替代
替代以生态农业方法为基础的产量系统，竞争力相当于或高于以传统农业或基因工程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必须避免会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生态农业系统的扩张（Ammann, 2005; Kiers et al, 2008; Marvier et al, 2007; MEA. 2005）。幸运的是，这些方法不仅仅降低了农业对环境的影响，还可能挽回之前的损失。世界卫生阻止总结道：通过引入技术，整合食品生产中的农业－生态过程，实现粗放农业系统的转变，使环境影响最小化，是可持续农业的关键（WHO, 2005, p. 35）。
生态农业方法，包括但并不限于有机市场认证标识，明显降低了对外部输入的依赖性，如石油肥料，提高水的使用效率，化肥不能替代的营养物在土壤中的贮藏（Badgley et al, 2007; Schiermeier, 2008; Tilman, 1999; Zoebl, 2006）。
然而，单是这些生物技术也没有办法解决实现可持续和高产农业问题（Tilman, 1999），它们的成功需要相应的社会和政策改变来保证（de Jager, 2005），例如，农民实践育种和推广服务上的投入明显有益于增产和降低环境影响（Badgley et al, 2007; Rosegrant and Cline, 2003）。
这些相关的社会支持体系有一些附带的利益。农民参与排除了暗箱操作，会使引入的生物技术在地方层次上获得进一步的优化和发展，把个人资源变成为其它农民服务的地方资源（Gyawali et al, 2007; Harris et al, 2001）。
政策相关性：提供充足的资源整合生物技术，如生态农业方法、育种和分子标记辅助筛选，通过农民参与和推广服务，遗传工程的使用多了其它选择。这些替代具有更大的潜力，以满足未来粮食需求、允许在地方一级的生产、并承担少得多环境和社会成本。
结论
农业研究和产品发展责任向私营部门转移这样重大转变，对于享受高水平农业补贴的大型经济体之外的农民来说，不是一次成功的尝试。那些补贴让农民购买高成本的生物技术种子，甚至这样的费用还会导致损失（Jost et al, 2008）。同时，在修订的专利和专利类似的种质保护文件的应用集中在种子产业中，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种子和产品价格的提高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而不是因为产量和可持续生产。
幸运的是，农业种质还比较乐观，因为许多生物技术既要为世界提供粮食，又要为环境和社会提供可持续发展方式。这些生物技术不是“高技术”，而是“正确的技术”（也是非常常见的）。它们是开放资源，因为很难被挪用和垄断，同时又具有用户友好性。对政策制定者有用的观点是投入不仅仅限于这类生物技术，还要投入到对这些技术进行补充的社会和管理政策需求上。很明显，更多的投入到传统育种、熟练工人和更多农民参与中，将会获得额外的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