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管制金融市场
作者:许国平
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应该采取哪些行动来制服金融业,以让该业可以服务发展需要是上周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专门会议的主题。
“在全球危机中重新管制全球金融”的会议由国际发展经济学会和清华大学共同召开。
关于管制新方向的闭幕研讨会上决策人、国际组织和学者都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观点。
印度前央行行长雷迪先生说,自2005年以来很多重要的央行都意识到了失调和流动性过剩的风险并且发出了警告。但是,金融市场的反应是,应让市场自己去定价,自己去纠正,因此权威机构不应干预。很多央行银行家都提出了这个论点,因此,没有采取政策行动。
第二,央行银行家的感觉是,虽然他们不知道风险存在于哪里,但风险分布很广。总体来说, 他们认为银行管制很好,不会引发风险,而对冲基金可能会介入到风险活动,但是体系总的来说没有问题。
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一些重要国家有“复杂的管制俘虏”。在一些金融业扩展过大和利润过高的情况下,金融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明显。媒体和市场分析家成了俘虏的一部分。推动的模式是自我管制。这导致了越来越少管制的恶性循环。
雷迪先生说,出现风险后,管制需要新方向。到目前为止,主要是对危机从技术角度进行讨论。旧的模式是否会冲淡取决于管制俘虏被冲淡的范围。
关于“金融创新”,很重要的一点是区分哪种创新是坏的、有风险的,哪种是好的。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进行反周期政策的空间。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金融政策自治,必须决定资本帐户开放的程度(在这里面有自治的资本流动)。
雷迪先生补充说,关于金融集团也应有政策。如果允许机构变得太大,它们会被看成“太大而不能失败”,这让他们的行为变得不负责任。结论是,机构太大,以致不能失败是不应该允许的。
中国社科院社会经济研究院主任余永定教授说,危机是全球化的一个转折点,未来10年与过去20年将有所不同。
中国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经济减慢,大量失业。这暴露了当前主要以出口和高投资收益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3%)为驱动的增长策略的弱点。现在经济面临着生产能力过剩。
第二是如何处理该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大多数是几乎没有回报的美国国库券,且如果美元贬值,面临着价值减少的风险。这导致中国总理要求美国保证中国储备的安全,并导致了央行提议建立新的全球储备体系。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副秘书长佐摩桑德兰姆博士说,鉴于联合国成员广泛及其合法性,因此联合国应在解决危机方面发挥中心作用,但是他提出了是否可以让大国来领导的问题。 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确保对管制的讨论不仅仅是关于金融稳定性,而且还应有关于金融发展和股权方面的内容。
联合国贸发会议前首席经济学家尤马斯阿奎博士说,亚洲已经受到了资本流动彪升和撤出第三个循环的影响了。2002年是资本流入彪升。那个繁荣时期,亚洲国家的很多央行银行家和政府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包括开放资本市场的流入,通过市场运作干预,避免货币摇摆,开放居民资本的流出,减轻过多流入的压力等。
这些反应让资本流动更自由,而不是进行管制,从而使亚洲比20世纪90年代危机前更整合到世界金融体系中。资本流入更多,这些国家的金融产业中外资出现更多,机构证券中的外国资产也增加。因此,当泡沫破灭时,它们变得更脆弱。此时外资流入反转,同时很难让居民时机好的时候的流出在时机不好的时候返回。
艾克尤兹敦促发展中国家重新思考资本流动国内管制的问题。虽然应倡导全球机制,但是这些不是安全的资本流动和外汇汇率国内政策的替代。
阿根廷央行董事会成员奥康奈尔说,从国际来看,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如何才好仍然没有一致看法。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政府能够防卫,能够进行不同类型的汇率控制。目标应该是避免投机流动,同时能控制流出(比如冰岛现在引发的情况,或者阿根廷自2002年以来经历的情况)。
关于更严厉的金融管制,奥康奈尔说,有很多关于金融市场失灵和应该做些什么的口惠而实不至的提议。这些提议最基本的原理是,金融产业没有从整个经济利益考虑来运作,反复出现市场失灵,国家干预对于管理体系至关重要 。奥康奈尔 说,除了口惠而实不至的提议,还需要看所需的强硬管制有多少到位。
同雷迪一样,他对“管制俘虏”提出了警告,并引用掌管俘虏美国政府金融产业的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官员的一篇文章警告说,我们必须打破阻碍改革的金融政治寡头。
喀拉拉邦州计划局副局长、印度大学学院教授帕特内克说,金融可以通过制造泡沫和破裂泡沫来推动经济繁荣和经济衰退。在衰退时期,如果有外部支撑,衰退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劳动力压力而导致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上升)有这样一个支撑(开放殖民地),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衰退中没有这种支撑,那也是为什么当时会出现如此大的急速萧条。
在当前的危机中,没有外部支撑。因此应有国家干预来接纳金融资本, 帕特内克说。其中一个方法是各国采取财政政策,但是最好的方法是各国协调采取行动,比如主要国家协调扩展在福利、工资和社会安全方面的花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