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和高药价
Cancer and high drug prices
南方中心总执行长:许国平
内容简介:随着癌症病例和死亡人数飙升,医生和患者对药价过高感到恼怒,并呼吁采取行动。(2014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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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周撰写的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癌症药物获取的影响的全球趋势系列文章,与星报关于卫生部部长重申马来西亚希望将烟草排除在TPP协议之外的报道几乎同一时间发表。
在世界癌症日大会上,Datuk Seri Dr S. Subramaniam做了开幕讲话,他强调马来西亚的立场“事关健康的领域是不容谈判的,因为吸烟有害健康”。
部长说,2012年马来西亚有21,700例癌症死亡病例,其中有20%与吸烟有关。
据纽约时报的文章报道,2012年全球新增1,410万例癌症病例,癌症死亡人数达820万,有630万妇女患有乳腺癌。
我收到Lim Teck Onn医生的一封电子邮件表达他对我文章的看法,他是临床研究顾问,前卫生部工作人员。
Lim医生说:“我非常欣赏你努力呼吁公众关注拯救生命的药物的可负担性这一关键问题。”
“我个人的研究表明,马来西亚的许多癌症死亡是可以避免的,其中一半是由于无法获得治疗。你提到印度公司正领导一场使药品更负担得起的斗争。也有马来西亚公司投身类似的战斗。”
Lim医生与其他四位马来西亚研究人员合写的一篇期刊论文估计,如果所有马来西亚患者都有机会获得马来西亚先进医疗中心的治疗,相当人数的乳癌死亡将是可以避免的。
他们发现,报道的2,572例乳腺癌死亡病例中,有1,299例(50%)是可以避免的。在这些可避免的死亡中,有647例(50%)是由于到晚期才发现,652例 (50%)是由于无法获得最佳治疗。
文章说,“可避免的死亡同样可归因于没有早期发现和治疗机会。”
因此,从这篇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在马来西亚,死于乳腺癌的人中有四分之一原本可以获得救治或延长生命,如果他们能获得更好的治疗。
这让我们的话题回到了抗癌药物的高价格和TPP谈判。越来越多抱怨说,很多新抗癌药物定价过高,通常一个疗程费用超过10万美元。
据纽约时报的另一篇文章报道,2013年4月,来自15个国家的100多名癌症专家在医学杂志《血液》上联名撰写评论,谴责抗癌药物价格过高,并呼吁制药公司把价格降下来。
这些医生专攻致命血癌——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在评论文章中,他们指出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价格是天文数字,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可能是不道德的。
高价出售人们需要用来拯救生命的药物,是一种巧取豪夺,无异于天灾之后抬高必需食品价格。
他们说,“要拯救这些患者的生命,倡导降低药品价格是必要的”,并补充道许多其他癌症治疗药物费用同样也很高。
他们以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格列卫(Gleevac)为例进行说明。纽约时报指出,这些批评者中包括Brian Druker医生,他是格列卫(Gleevac)的主要研发人员。
这些医生写道,2001年格列卫(Gleevac)投入美国市场,当时售价为每年约3万美元。从那以后,即使格列卫(Gleevac)面临来自五种新药的竞争,价格仍然涨了两倍 。那些新药更贵。
在一次访谈中,Druker医生说,“如果每年靠卖格列卫(Gleevac)赚30亿美元,能不能只赚20亿美元?是怎么越了界,从获取必要的利润,变成了巧取豪夺?”
格列卫(Gleevac)之所以出名,还因为印度政府决定对该药不授予专利权,因其不够“新颖”,该决定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这为生产更便宜的仿制药开辟了道路。
事实上,目前在印度有几种用于治疗各种癌症的仿制药,要么因为没有获得专利,要么是专利药被颁发强制许可。仿制药的出售价格只是原研品牌药的一小部分。
一家印度公司正在生产格列卫(Gleevac)的仿制药,患者一年的治疗费用从7万美元降至2,500美元。
一家当地公司获得生产治疗肾癌和肝癌的药物索拉非尼(Sorafenib)仿制药的强制许可,患者月治疗费只需140美元,或比名为多吉美(nexavar)、月治疗费4,600美元的原研药便宜了30倍。
印度公司Cipla也生产多吉美(nexavar)和肺癌药物特罗凯(tarceva)的仿制药。
另一家印度公司Biocon生产乳腺癌药物赫赛汀(Herceptin)的仿制药。由于原研公司提起诉讼,其生产一直停滞不前。
公民还发起了争取负担得起的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这是乳腺癌药物的非商品名称)的运动,旨在压低该药物的购买价格。
有人担心,TPP协议会阻碍签署国获取负担得起的药物。
二月中旬,8个著名组织,包括无国界医生、乐施会、公民组织、全球健康获得项目和知识生态国际,表达了对TPP协议将如何影响公众健康的深切关注。
这些组织表示:“谈判必须考虑TPP参与国所有患者的健康需求,且美国必须停止其为限制各国自由和灵活性所作的努力,否则TPPA协议将危及许多生命,即使不到数百万”。
上周在新加坡举行的TPP谈判,无论是就专利还是其他有争议的议题,都没能达成任何结论。
因此,各国争取保留烟草控制或药品获取政策的空间的斗争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