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和亚洲模式

 

人们已经写了数百篇关于李光耀的讣告和文章，他在上周末逝世了。

 

这些文章绝大多数是称颂新加坡建国之父的梦想、领导素质和成就，他给这个岛国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留下了印记。

 

称颂的同时也有对与快速经济增长相挂钩的威权政治的批评。

 

争论已经开始，即减少对对手和不同政见者的残酷镇压，新加坡能否实现经济发展？

 

李先生他自己也说过应由历史学家来评判自己，且会有许多博士撰文，对有关其人生历程和批评的立场做出判断。

 

至于他自己的评价，他这样总结：“我得到了什么？一个成功的新加坡。我放弃什么了？我的生活。”该自我评估想必也会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

 

在关于李光耀逝世的电视新闻中，对一个经营收集互联网用户意见的年轻人的采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是时候称颂李先生和他的成就了，之后一段时间将集体反思过去五十年发生了什么，并对新加坡应该如何前进进行展望。

 

时代变了，新加坡也正在发生变化，毫无疑问将会有更大变化。

 

李光耀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成为将国家与市场的作用相结合的先行者，成功地创造和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取得广泛的社会效益。

 

他以适合或适应国情的方式做了这件事，即一国人口少，没有天然资源，也没有重要市场。

 

他选择的是成为“全球性城市”的模式，把世界作为资本、技术和市场的来源，由外国公司提供动力，世界人口提供市场，而新加坡提供自己的地理位置和技能。

 

新加坡还多元化发展，从贸易、炼油业到工业，并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国家和市场相结合，使之成为东亚发展模式的一部分。

 

该策略是基于国家发挥主导作用，不只是制定发展总体框架，有时还在发展中起直接作用。

通过让私营部门参与进来发挥重要作用，该模式有别于原先的国家社会主义，同时基于国家的多重角色，也有别于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虽然大多数制造企业是民营和外资，新加坡政府在指定行业、银行业、运输业和一系列其他服务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公共住房是基于国家作为开发商，私人承包商进行施工，而普通老百姓用工资支付抵押贷款成为业主，整个企业由建屋发展局和中央公积金局组织的。

 

国家在社会领域发挥的巨大作用，部分是基于补贴，主要是个人依照中央公积金计划自筹资金，其中包括为住房和医疗需求提取公积金。

 

2012年新加坡因开始“新的国家资本主义”受到经济学家杂志的称赞，评价说已经成为新兴市场的潮流，并且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挑战。

 

事实上，这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有重要变化。

 

新加坡依靠外国公司领导工业革命（而国家专注于提供服务）。

 

日本和韩国建有自己的国内企业，并在国家的大量援助和扶植下最终成为世界一流的私人公司。

 

在马来西亚，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模式，即国家通过国有的商业化公司接管曾经是外商独资的种植园和锡矿。

 

它拥有自己的国家石油公司，并与全球石油跨国公司以及在一些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公司达成生产收益共享协议；同时国家在银行、房地产开发、电信、公用事业、农业和制造业等行业也拥有自己的企业，通常与地方和外国私营企业竞争。

 

马来西亚模型是国有和私营企业的混合体，商业活动中经常有共存和相互竞争。

 

中国据说得到新加坡模式的启示。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新加坡后，开始改革旧中国模式，经过多次蜕变现在形成自己的进化系统，国有和私营企业成为不清晰和复杂的混合体，但国有企业始终占主导地位。

 

它已形成独特的混合模式，将新加坡模式与日韩模式相结合，其中新加坡模式能吸引外国投资者，日韩模式则创建主导本地市场的国内企业和行业，然后逐渐进入世界市场的贸易和投资。

 

目前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是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事实上，该模式通常粗糙生硬得多。例如：在许多亚洲殖民地拥有经济部门的东印度公司，是由军事殖民统治和巨额经济补贴所支持。

 

该模式曾帮助他们公司成长为巨头，他们现在似乎想采取政策措施禁止他人这么做。

 

即使是现在，西方国家仍向农业部门提供大量财政和其他支持，反对在一些无法自由竞争的行业实行自由市场经济。

 

西方目前正抨击东亚模式，其欲去掉国家经济作用的合法性，最近的例子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A）等自由贸易协定。依照TPPA协议，国家在投资政策、政府采购及金融、电信等关键服务等方面制定规则的政策空间正在缩小。

 

TPPA协议还有一章内容是原先自由贸易协定所没有的，旨在约束政府对待自己的国有企业（SOEs）的方式。它禁止国家给予这些企业任何优势，在购买或出售产品和服务时，国有企业不允许给本地企业任何优势。

 

了解我们自己的模式，了解它们是如何以及为何建立，以及我们是否需要保持该模式或至少保持基本要素，具有重要意义。

 

“自由经济”是最好的，国家除了支持发展自由经济别无作用，发达国家一直将该理念作为发展的秘诀加以提倡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而在历史发展期他们并未践行该理念，此外在他们无法竞争的领域，他们仍然没有践行。

 

李光耀的逝世，是思考这个问题的好时机。他是亚洲模式的先驱，也是将国家和市场相结合的务实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