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境边缘的气候变化制度框架

作者：Matin Khor

（2011年6月20日，首次发表于The Star）

过去的两周见证了自去年12月在坎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气候变化谈判。

众多议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四个机构的波恩会议上（6月6 -17日）进行了讨论，在一些议题上，幸好取得了一些进展。

进展体现在：设立一个资金常务委员会（以期监督并跟踪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基金的使用情况）；一个技术转移机制；一个适应委员会，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对发达国家采取的气候行动中可能引起较贫穷国家经济和社会损害的担心也被讨论。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准备采取单边行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和服务收取税费，该议题在波恩举行的一个特别研讨会上受到关注。

欧洲人因其欲对不符合温室气体排放标准的外国航空公司的征税新计划而遭受批评。要求就发展中国家产品收取排放费的一些美国国会法案也被予以关注。

很多发展中国家建议，将来，这种单边措施在计划或实施前应先予以讨论，且应在UNFCCC下就减缓行动的影响设立论坛，以提供这种预防性外交。

尽管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较好的讨论，但是气候形势和全球气候制度的前景均更为严峻。

国际能源组织称，去年全球能源领域的排放上升了创纪录的5%，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将是世界末日。

更重要的是，波恩会议中我们看到了使发达国家承诺一定比例减排义务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 -《京都议定书》（KP）的未来，其僵局依然继续。

所有的发达国家除了美国都是《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且他们有义务在2012年12月第一承诺期结束后就第二承诺期的减排做出承诺。为了平稳过渡，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数字目标必须在今年12月于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达成一致。

但三个国家（日本、俄罗斯、加拿大）已经宣布不会就《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作出减排承诺。

欧盟国家，一直是《京都议定书》最强有力的成员，尚未确定地宣布其是否将签署。如果他们最终签署，一些其他国家，像挪威、瑞士，也许还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会这样做。

但如果欧盟不签署，那么《京都议定书》几乎确定要消亡了。取而代之的将可能是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的一个较差的制度。这个新制度的轮廓在坎昆已经被引出了。

这个自愿制度的缺陷可以从发达国家已做的承诺中看出来。

它不但没有按照科学要求2020年的排放量要低于1990年水平的25-40%（或者按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减排40%以上），情况糟糕的话，发达国家反而将实际增加6%的排放量（基于承诺的下限和利用漏洞）。或者情况好的话将仅仅减少16%的排放量（基于承诺的上限和没有利用漏洞）。这些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去年12月的报告中所作出的估算。

根据报告，这些承诺加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宣布的目标，预示在本世纪末前，世界正朝着全球升温2.5到5摄氏度的方向前进。这与1.5或2度的安全阈值相去甚远，是个灾难处方。

最近另一份公布的报告显示相较那些主要的发达国家，主要发展中国家做出的承诺包含更多的减排量。

根据乐施会委托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做的研究显示：

至2020年中国的总减排量可能几乎是美国减排量的一倍；

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量可能是欧盟减排量的三倍之多；

到2020年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的减排量可能比7个最大的发达国家 —美国、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俄罗斯的全部减排还要多一点。

如果足够多的发达国家决定对始于2013年的第二承诺期作出承诺，且如果那些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也在UNFCCC（美国也是缔约方）下做出具可比性的努力，德班会议仍有成功的希望。

发展中国家同时首次制定了国家目标，且那些最大的国家的目标是可信的，如SEI的报告所显示的。将来当它们获取了更多经验和信心时，发展中国家总体上会准备做得甚至更多。

然而，期望发展中国家像发达国家一样做出同样具有约束力的承诺既不公平也不现实。

此外，从以《京都议定书》为核心的现有制度降级到一个仅仅是自愿式的制度，使每个国家可以选择减少或（增加）多少排放量，将是个灾难处方。

在上周五（6月17日）结束的波恩会议上，以77国集团和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重申了他们强烈呼吁在今年12月德班会议上落实《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协议的愿望。

如果那不会发生，则当地面上的事件，如世界上增多的洪水、飓风和森林火灾，表明我们已面临气候变化危机时，我们却可以见证现有制度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