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传统知识

Indigenous knowledge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来源：Ambio, Vol 22, No.2/3, Biodiversity: Ecology, Economics, Policy (May, 1993), pp.151-156. http://www.jstor.org/stable/4314060 .

作者：Madhav Gadgil, Fikret Berkes and Carl Folke

翻译：张渊媛

土著人民在长期对于资源的利用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而这些知识通常是以其居住的环境的复杂的生态系统过程为基础的。这些知识是通过长期的世代观察和传承而得以累积，这种“历时性”的观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并且可以补充以西方科学为基础的“同时性”的观察。土著居民长期依靠当地的环境为其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源，因此形成了一套保护措施，并在某些情况下，提高了生物多样性。他们清楚生物多样性是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依赖的自然资源的关键因素。一些土著社区对当地景观进行调试以增加景观的异质性，并且已经发现有些土著社区在退化的景观中有积极恢复生态系统的实践。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实践是源自于一系列的指导原则，而这些指导原则显然是通过不断尝试，和从错误的实践经验中积累起来的。这说明他们的知识积淀是无限的，并且对于这些知识的利用与其信仰体系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然而，十分关键的是，如果我们要可持续的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话，那么则需要充分认识到土著人民的“知识-实践-信仰”这一复合体的重要性。保护这类知识的最恰当的途径是通过提升以土著社区为基础的资源管理体系。

土著与现代知识

知识是有关于自然界功能的建模的结果。所有的社会、前科学的和科学的努力来弄清自然界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利用这些知识来指导管理环境的实践。在采用现代的假设推理方法对自然界的运行方式进行周密、系统的解读之前，前科学社会对于知识的积累速度是相当之缓慢的。这种知识大部分是定性的，并且这些观察是仅局限于相当窄的地理尺度。在这些界限内，对于栖息地喜好、生活史和捕食动物（如鸟类）的行为模式有着非常具体的细化(1,2). 关于自然界运行模式的模型以及对于如何调试这些模型的描述都不可避免的与任何社会的世界观相联系。然而，在前科学社会中这些模型和惯例更多与道德和宗教信仰体系是息息相关的，因此知识、实践和信仰是共同进化的。

现代科学知识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远离或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人类世界观，虽然很成功的促进了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理解，与对简单系统的管理。但是，这种世界观和科学知识都未能在应对复杂生态系统方面取得特别的成功。这类复杂生态系统因时空尺度的不同而表现出极大的异质性，这使得实证科学在对于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实际描述上未能展现多少价值(3,4).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社会倾向于过度使用和简化这类复杂生态系统，这造成了一系列的资源耗竭和环境退化问题。

在此背景下，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累计下来的土著社区的知识体现出了其重要价值。将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世界观和信仰体系强调了对自然界中其他部分的尊重，这对于建立人与自然基底之间协同进化的相关关系是很有价值的(5).

不是所有的前科学社会必然与自然世界和谐共存，也不是说远离当今工业社会的土著社区都是这么做的(6). 例如，一些游牧的狩猎采集者，他们并没有依赖于特定的资源基底，也并没有明确界定的领地范围，他们或许对资源的节约利用所知甚少。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农业从业者，当某一个领地的资源枯竭时，他们会迁移至别的新的领地。反而是一些比较稳定的产业如渔业、养殖业或糊口农业社区会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其周边环境中捕猎和采集，于是便对与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信息有历时更久的观察。自组织机制是在这些社区面临资源短缺时发展起来的。在这些机制中，充分的认识和累计了物种在提供生态服务和自然资源中的重要作用和知识。正如一些重要的研究所指出的，从保护的角度来看，土著知识或者传统生态知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属性，在此社会中，对于资源的利用实践是可持续的(8).

土著知识因此被界定为是关于生物体内部及其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包括人类）通过文化传播而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知识和信仰的累积体(9).

诸多土著社区所依赖的为其提供多样化的资源来源的渠道是相当狭窄的，仅仅局限在几百平方公里以内而已。这并不是说这些社区是被隔离的群体；其中的一些与外界更为复杂的社区保持着持续的贸易和社会联系。然而，土著社区通过生产加工转化地方资源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其通过进口补充当地可用资源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类似的调配可以增加景观斑块，例如，通过引入多样的演替阶段，从而提高当地资源流域的多样性。

本文旨在研究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地方土著社区加强与此相关的潜在的知识库的实践活动，以及研究与生态系统及其信仰体系有所关联的措施。这些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中所获得的经验、知识和信仰的累积可被视为是某种“资本”。本文也考虑了如何维持和推广利用这种“文化资本”，以加强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11).

增加生物多样性

有大量证据显示土著知识及其实践在景观尺度上增加了生物多样性。

最近在亚马逊流域的研究将焦点放在森林结构的长期变化上，并发现居住于热带雨林最南边的巴西Kayapo印第安的实践方法的结果是，比如森林岛(apete)的出现(12). Apete最开始是一些植被小丘，直径(apete_nu)约为2m。随着种植的作物和树苗的生长区域的扩展，砍伐掉小丘中间植株较高的植被以确保光照。一个成熟的apete这样的结构，能形成多样化的树荫和湿度(图1).植被组成包括药用植物、棕榈树和藤本植物，这些都可提供饮用水源。在10个apete中统共记录了120个物种，Posey估计其中的75%都是栽植的。

新的apete 区域的作物产量连续2-3年内达到峰值，另外一些物种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持续的保持高的生产力，这些植物包括：红薯连续4-5年保持高产；甘薯和芋艿保持5-6年的高生产量；甜菜和香蕉的高产量保持在5年或者以上。与普遍看法相反，在主要的作物品种被收割后，旧的田块(ape-ti)并没有被留置荒地，而是持续的提供着一系列的有价值的产品。成为萨瓦纳侵蚀空地般的森林斑块，以及“狩猎区”吸引了很多野生动物。这种实践通过一系列的途径积极地增加了景观的斑块和异质性。Posey在其7年的试验样地中发现，这些隔离的森林斑块是人为建立的(13).

在厄瓜多尔周围的亚马逊雨林工作期间，Irvine也报道了Runa印第安的类似于烧除植被后开出的临时性农田一般的农林生态系统，该系统不仅仅是普通的刀耕火种式的造成林冠层出现缺口的实践方式。与未经管理的休耕地相比，Irvine发现管理实际上是增加了有着5年休耕地周期的地块的物种多样性(14). 这新增加的14个物种，35%的物种多样性增加幅度都直接归因于新栽植的物种与对物种的持续保护实践。Irvine将Runa的农林生态系统刻画为低密度的演替管理群落，尽管从长期来讲，完全的改变了森林的组成与结构。

在一些传统的农业系统中，也存在对于物种多样性的管理实践。不同于现代的单一物种、高投入、大面积的生产体系(15,16)，中国、夏威夷、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地区的许多古老的鱼类养殖系统，采用了多物种混养的方式，利用了各个物种的生态属性，完全利用了回收而来的废物来提供饲料。中国的一些系统综合了，比如草鱼、银鲤、鳙鱼、鲤鱼以及3种其他水生物种，利用其对饲料的互补特性(17).中国人同时也发展起了整合的农业-水产养殖体系，其中，农业废弃物被用来饲喂鱼类，鱼类的排泄物又肥沃了作物。一个例子是，珠江三角洲的鱼类养殖体系，其中整合了桑蚕、蔬菜和甘蔗生产(18).

在印度尼西亚，传统的体系整合了稻米和鱼类养殖，并且源自该系统的废弃物常常流入下游的咸水水产养殖系统(tambak). Tambak本身是混养池塘，常常包括鱼类、蔬菜和木本作物(19). 东亚和大洋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丰富的类似的系统。在早期的夏威夷，淡水和海水鱼塘都被与农业结合了起来，同时河谷系统被作为整合的系统来管理，自高地森林(不进行砍伐的竹林)直到岩礁(20)(图2).

哥斯达黎加(20)给出了一个养殖物种清单，4种类似的鱼塘中有10-20个物种。如同中国的鲤鱼养殖系统，养殖的鱼类物种数量势必要少于自然条件下的物种数。然而，关键是在这些传统社会中，农业和水产业系统中的食物多样性要高于当代的食品生产体系。这些系统更能够“适应于”自然生态系统进程，并且事实上，其中的夏威夷案例，可以称作是可持续的生态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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