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著人民和社区保护的领域和地区
来源：Protected Area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IUCN. 2015
引 言：一直以来，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在生态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受其“天人一体观”或者某些宗教和习惯法的影响，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往往将周围的自然环境，尤其是生态状况良好的生境视为上天所赐予的神圣礼物，进而带着某种敬畏的心情主动加以守护。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这种朴素观念与我们现代的保护地理念有所不同。现代意义上的保护地是为了保护自然生境的及其生态系统的独特性和完整性，由政府划定一片区域加以保护，可能会对被划定的保护地内及其周边民众的固有生计造成一定影响，至少是短期的影响，所以保护地的一些保护政策措施与民众生计发展难免会形成短期的竞争。民众对于保护地或多或少会带有一种牺牲心态，这与土著和地方社区对良好生境所存有的敬畏之情大有不同。
为促进土著与地方社区的保护理念与主流的保护理念和做法之间的交流，本刊编译了IUCN近年出版的关于保护地治理中关于土著和地方社区保护地的内容，供保护地管理和从业者参考。
澳大利亚土著保护地
自1997年起，澳大利亚政府就开始支持土著保护地(Indigenous Protected Areas, IPAs)的建立，并将此类区域界定为“由土著所有的陆地或海洋区域，其中，传统持有者和澳大利亚政府达成协议，以推动对于生物多样性和文化资源的保护(澳大利亚政府2013:1)”。
IPAs没有一个总体的法律框架，而是主要依赖于土著社区根据其愿望来确定其土地的保护目标。通过IUCN定义中的‘法律和其他有效途径’条款，在澳大利亚保护区体系(Australia’s National Reserve System)下对IPAs给予了正式认可(Rose 2013)。2013年，公布的IPAs有60处，在澳大利亚境内覆盖面积大于4800万公顷，占国家保护区体系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澳大利亚政府，2013年）。IPAs提供的不仅仅是环境惠益，更重要的是，它们为社区提供了重要的健康、教育、经济和社会惠益，以及保护了他们的重要的文化价值。
印度社区保护地
自然保护学家尼曼•帕沙克•布鲁姆(Neema Pathak)曾在印度致力于社区保护地(Community Conserved Areas, CCAs)的研究时，意识到印度对于CCAs其实并没有一个全面的界定。为此，她提出了一个工作定义，将CCAs界定为‘具有重要野生生物和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自然生态系统（森林、海洋、湿地、草地等），包括那些受到人类活动略微或重大影响的，由社区为了文化、宗教、生计或政治目的，利用习惯法或其他有效方式加以保护的区域’(Pathak 2009:49)。
Neema Pathak还进一步提出了6项标准，用于划定印度的CCAs：
1) 有确定的一组人员，可视为是一个社区，承担具体工作；
2) 所涉及的社区与保护地之间具有相当大的道德上的、生计上的、文化上的、经济上的或精神上的联系，并依赖于保护区；
3) 所涉及的社区是主要决策者和决策实施者，或者是主要决策者和实施者之一；
4) 所涉及的社区为实现其目标制定了一整套体系（包括体制、规章和程序等）；
5) 不拘于倡议的目标，但都是致力于维持和提升区域内一个或多个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以及其中的物种；
6) 须在当地界定的范围内开展工作(Pathak 2009:50–1).
来源: Pathak (2009)
社区保护地(ICCAs)的类型
ICCAs有多种类型，并非所有的ICCAs都是保护地，但都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 对于其领地的管制和管理是土著人民历史和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可持续利用、文化价值和/或在近些年中，一些更为明确的保护目标。例如，苏里南共和国里拥有多个村庄的土著领地，澳大利亚的土著保护地，哥斯达黎加的土著保护区，和巴拿马的土著‘Comarcas’；
· 传统上不断迁徙和游牧的社区所漫游的领地（陆地或海洋）通过习惯规则和实践做法进行资源管理，例如，伊朗的部落联盟的传统牧场，以及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牧场景观。
· 神圣的自然迹地或空间，包括小块树林、湿地，以及整个陆地和海洋景观，通常（但未必）是完全或绝大部分未受破坏的。例如，南亚的圣林和景观，菲律宾的圣湖和海洋墓葬区，以及肯尼亚的圣林。
· 资源流域，社区由此维持其关键生计，或者获得关键生态系统益处，如此管理的话可使得系统益处得以永续维持下去。例如，南太平洋和马达加斯加地区由地方社区管理的海洋区域，自治海洋保护地和日本的Satoumi海洋景观，马达加斯加的责任制捕鱼海域，坦桑尼亚的社区森林。
· 保育起来的旨在实现生态系统最大生产力的区域 – 例如日本的‘渔民森林’或‘鱼类繁殖森林’；
· 为商业目的进行可持续管理的区域和物种种群 – 例如，苏里南和肯尼亚和的用于生态旅游的迹地，纳米比亚用于可持续狩猎和生态旅游的公共资源保育地；
· 筑巢或休憩地，野生动植物的其他关键生境，或野生生物种群遍布于更大的领域，保护民族特有的动植物，或是为其他原因需明确保护这些动植物物种的。例如，印度的用于鸟类筑巢和休憩的迹地，甘比亚和马里的神圣鳄鱼池。苏里南的某些特定树种如齿叶绿心葳(Tabebuia serratifolia)，智利、哥斯达黎加和苏里南的海龟筑巢地。
来源：Kothari et al. (2012)
ICCAs的价值和益处
许多ICCAs都是得到正式认可的保护地，具有重要的价值，为民众提供了多种惠益，主要包括：
· 为成千上万的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提供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精神和物质上的福祉，使数百万的民众获益；
· 在广大生物地理区域内，有助于保护关键生态系统和受威胁的物种；
· 维持关键的生态系统功能，例如水源涵养和保障、土壤保持和基因库的维持；
· 作为联通两个或多个保护地之间的廊道，为物种迁徙提供了过道；
· 提供了多种就业途径和可能，为民众提供了有保障的和可持续的生计方式。从勉强糊口的生计方式转变为有相当回报的生计方式-林业、渔业、游牧、手工业、健康、旅游和其他方式；
· 通过各种就业方式为社区民众提供了有保障的和可持续（尽管并非所有情况下都是充分可持续的）的生计，包括从仅能糊口的到有收入回报的 – 林业、渔业、游牧、手工业、健康、旅游和其他方式；
· 有助于保护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基因和实践方式，以及促进农业生物多样性和野生生物之间互相增效，以及为陆域和水域层面的保护工作提供协调和整合的机会；
· 为参与式的管理和治理提供关键指导，有益于为任何类型的管制形式提供指导，包括政府管理的保护地；
· 为整合习惯法和法令提供指导，将致力于实现保护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构整合起来；
· 基于并且逐步验证那些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成熟的地方生态知识体系和内容；
· 协助社区阻止破坏性的开发活动，保护领地和生境免受开矿、筑坝、伐木、旅游、过渡捕捞、人口定居引起的农业扩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 帮助社区提高其能力建设，尤其是在主张保障其领地、土地所有权，和控制其赖以生存的资源的能力，以及管理相关资源的能力；
· 协助社区能更好地界定其领地，例如通过绘图方式划定其领地的能力；
· 帮助社区形成一种更为强烈的社区身份意识和整体意识，同时对当地文化产生一种恢复的活力和荣耀感，包括在青年一代中间形成这种对于当地文化的荣誉感，否则这些青年人可能在现代文化的影响下与当地文化产生疏离；
· 创造条件使其他开发项目能对社区作出贡献，比如为学校和卫生诊所提供资金，为从事联通水路或与生计相关的企业创造条件；
· 促进社区内部的公平（例如社区内的不同阶层之间、男女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社区之间的公平，以及社区之外的机构之间的公平（如决策制定）；
· 在相对较低的财政投入（常为较高的人力投入）下保护生物多样性，通过已有的系统和架构，将管理成本作为正常生计或文化活动的一部分；
· 提供一些相对简单有效的管理和决策制定框架范例，避免繁琐的官僚制；
来源：Kothari et al. (2012)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爱知目标11”注意到，要实现17%陆域覆盖和10%的海域覆盖的全球保护目标，将需要组合常规保护地和‘其他有效的因地制宜的保护措施’来实现，土著和地方社区管理的保护地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
参考文献：Protected Area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IUCN. 2015
CBD执行秘书在《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十周年之际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