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命的最大威胁

人类的未来面临着一个重大威胁——它悄声无息，很少有人曾注意到过它的存在；但它又无处不在，很多家庭都为此饱受折磨；它危害极大，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导致人类过早死亡的最重要原因。

如果说愈发显著的气候变化是如今人类文明的头号危险分子，那么抗生素耐药性将很快可与之相提并论，成为人类生命和健康最严重的威胁。

许多朋友告诉我，他们的亲戚在住院期间被感染了，正常剂量的抗生素根本无法治愈他们。其中一些人甚至因此而死亡。我一位好朋友的母亲就是这种情况——患了小病去医院看诊，结果却因在医院感染了MRSA（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而去世。

MRSA是一种耐抗生素的病原体，可引发多种严重的感染性疾病。众所周知，MRSA会在医院内传播，但也会在社区中进行传播。

细菌对各种抗生素的耐药性正在逐渐增强。在抗生素的攻击中存活下来的一些细菌发生了基因变化，以适应环境并增强自卫能力。因此新一代细菌对相同的或更强效的抗生素的免疫力也越来越强，变得更加难以对付了。

细菌和药物之间的竞争永无止境，二者都在不断变得更强。不幸的是，如今取胜的是细菌。人类的身体就是它们的战场。存活下来的细菌（被称为“超级细菌”）正在不断发展壮大，对治疗相同疾病的抗生素产生了更大的免疫力。

“超级细菌”的耐药基因还可以跳跃物种障碍，传播到引发其他疾病的细菌上，导致耐药性迅速传播，威胁到对多种疾病的治疗。

事实上，有些特定的基因（如NDM-1和MCR-1）特别善于抵抗抗生素以及跳跃物种障碍，进入其他病原体。如今这些“跳跃基因”正在迅速传播耐药性，因此抗生素耐药性的增长速度极快，多种疾病的治疗受到影响。人类未来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2013年，耐多药结核病（MDR-TB）已有大约48万新病例。如今，引发一些世界各地常见感染病（例如泌尿道感染、肺炎、血液感染）的细菌高比例地具有抗生素耐药性。现在在许多国家，淋病几乎可以说是无法治愈的。

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抗生素和耐药菌。除了细菌之外，其他病原体（如导致艾滋病和肝炎的病毒，以及导致疟疾的寄生虫）所引发的疾病也需要用抗微生物药物来治疗。

但这些微生物病原体也对药物产生了耐药性。例如，在一些东南亚国家，疟疾如今对以青蒿素为基础的治疗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耐药性；一线抗艾滋病药物对艾滋病患者的疗效也越来越弱。

因此，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已经扩大到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上了。如今，这场危机已经影响到了更多的人以及更多的疾病。

据估计，目前全球每年约有70万人死于AMR。

根据2015年英国政府对AMR的评估，预计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增至每年1000万。

该报告还预计，在未来35年（2016-2050年）里，世界上将有3亿人因耐药性问题而过早死亡。如果不能解决AMR问题，那么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世界将损失60万亿到100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其中，大多数死亡病例及经济损失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

世界的卫生领导人终于敲响了警钟。英国首席医疗官萨莉•戴维斯女士（Dame Sally Davies）发出了“灾难”预警。世界卫生组织（WHO）前任总干事陈冯富珍（Margaret Chan）博士谈到了现代医药在后抗生素时代的终结。像链球菌性咽喉炎或儿童膝盖擦伤这样的常见感染都可能会变回致命疾病。

这些警告来得太迟了，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工作过的槟城消费者协会（CAP）发表了一篇关于药品公司对近20种药物的不道德营销的研究报告。不道德营销导致药物被滥用误用，增强了病原体的耐药性。当时的卫生部门采取了行动，这种销售大部分都被禁止或是限制了。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CAP还出版了一本书——《致命病菌的复仇》（Revenge of the Killer Germs），预警逐渐逼近的AMR危机，并要求采取紧急行动。CAP“走在了前沿”，它的警告被证明是正确的。

近期有关AMR的国际行动是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2015年全球行动计划”（the 2015 Global Action Plan）。这项全球行动计划促使大多数国家开始制定自己的国家计划。马来西亚就在本月早些时候启动了AMR计划。

另一项行动是2016年联合国有关AMR的峰会，各国政府首脑承诺采取行动应对危机。机构间协调小组由此诞生，并将在2019年提出行动建议。

从国家层面上看，政府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包括监测、数据采集、感染控制、通过诊断工具提供更好的诊断、推广更多有关药物市场营销的新法规和新准则、适当的处方和配药以及实施确保公众能够免费获取或是廉价获取新型抗生素的政策。

正确认识AMR危机还只是一个开始。需要我们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每一天的延迟都会给这些细菌带来更多升级为超级病菌乃至超级无敌病菌的机会，这意味着我们所有人乃至我们的下一代都将面临极为可怕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