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报:新金融危机迫在眉睫
新全球金融危机是否迫在眉睫?亿万富翁、对冲基金先驱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认为——是的。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戈尔曼(James Gorman)则提出——事实并非如此。他认为索罗斯的预测十分荒谬。
这种分歧观点的提出,正值意大利出现金融崩溃的迹象,以此同时,在包括土耳其、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中都存在资金外流的现象。
一些经济学家一直警告:资本流入存在盛衰周期,当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从繁荣转向萧条,经济混乱局面也将随之产生。
只需一根导火线,经济混乱局面便会爆发;随着投资者蜂拥离去,经济问题便会滚雪球般迅速增大。他们的举动好比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有足够多的投机投资者认为是时候离开了,经济危机便可能会发生。
索罗斯上周在巴黎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元的强势正加速投资者逃离新兴市场货币。我们可能即将面临又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
索罗斯的预测可能得不到大众的认可。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戈尔曼在回应索罗斯观点时表示:“老实说,我认为这很荒谬。”
这一交流让我想起了今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南方中心辩论会(South Centre),我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当时我们邀请了两位杰出作家推出他们的著作《需要巨大变革:七国集团模式埋下定时炸弹》(Revolution Required: The Ticking Bombs of the G7 Model)。
两位作者都是近日退休的国际清算银行高级官员:前秘书长彼得·迪图斯(Peter Dittus)和前副总经理埃尔韦·阿农(Herve Hamoun)。
国际清算银行(BIS)是由60家中央银行组成的协会,又被称为央行的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以其研究而闻名,可以说是全球最保守的一个机构。
然而,这两位BIS前官员在他们的书中直言不讳,警告称,由于主要发达国家(即七国集团G7)的鲁莽政策,全球金融体系被埋下了一颗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他们表示,要想把即将到来的危机会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除非进行政策上的巨大变革。
在日内瓦会议上,迪图斯和汉农指出了发达国家内部存在的几枚“定时炸弹”。对他们来说,主要的问题就是“七国集团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除德国外,其他主要发达国家财政政策宽松,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很高。
特别是美国采取了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并输出到除德国外的其他国家。美国政府已经扩大新支出、削减税收超过1万亿美元,除了更多的债务之外没有其他资金,2019年财政赤字即将达到为1万亿美元左右。
七国集团中央银行也成为无限制债务积累的推动者。接近于零或负的利率是借款的巨大诱因,而极端的货币政策又摧毁了任何对促进财政清廉的奖励。七国集团2017年第三季度的总债务约为100万亿美元。
两位作者断言,自2012年以来,七国集团的极端货币政策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的关键要素已被打破。长期利率受到操纵;所有资产类别的估值被严重扭曲;发达经济体的主权风险被刻意错误定价;所有这些还都不能反映其本质问题。
他们警告称,七国集团中央银行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资产价格泡沫,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过去20年美联储一直通过制造另一个更大的“泡沫”,来应对每个资产泡沫的破裂。
他们还警告道,近年来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会转变成更为糟糕的政府债务货币化政策。
尽管各国央行最初承诺,大规模购买政府债券是出于货币政策原因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但现在,他们的观念正在发生转变,即央行将对政府债券市场进行永久性干预。
这被视为一种解决主要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危机的方式——将越来越多的政府债务转移到央行:目前,七国集团以主要储备货币计价的43%的政府债券由央行和其他公共实体持有。
七国集团的央行正面临两难境地。他们必须做出高风险的选择:到底是政策正常化还是政府债务货币化?
目前,美联储和加拿大央行正缓慢而正确地向正常化倾斜,而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央行则正继续进行危险的债务货币化试验。
这是一种两难局面:七国集团央行政策正常化是唯一符合其使命及回归市场经济规则的选择。但一旦它们最终退出了非常规政策,它们先前所催生的资产价格泡沫也将随之破裂。
这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因为像这样的债务水平以及人为的资产价格水平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当前政策的延续将造成更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并导致央行孤注一掷地采取政府债务货币化的策略。延续当前政策,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大规模购买政府债务,都将助长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扩张。通过在七国集团央行资产负债表上转移更多政府债券以促进公共债务货币化,将导致市场经济严重破坏。
国际清算银行前官员的上述分析揭示了这场新金融危机正在酝酿的原因。改变当前政策将导致各国立刻陷入危机;但延续同样的政策争取时间的同时,将导致一场更严重的危机的爆发。
他们的分析与《玩火自焚》(Playing With Fire)一书的作者、南方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耶尔马兹·阿克于兹(Yilmaz Akyuz)的观点相辅相成。
阿克于兹进一步分析了全球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金融冲击的脆弱性日益扩大、增长。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部门与国际金融建立了更多的联系。例如,如今在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和政府债券中,外国人持有的比例很高。
外国资金的大量外流可能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减少、货币贬值、外债偿还增加、进口价格上升、资产价格下降。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纾困。
马来西亚仍然拥有强劲的经济基础,离危机还很远。但如果继续为不可行项目提供大量借款,马来西亚可能会面临一个危机临界点。不过目前马来西亚正在采取措施,阻止不必要的支出和破坏性的债务累积,从而避免危机。
然而,监测和分析全球事态是明智的措施,因为这些事情无论好坏都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马来西亚应根据外界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其可能会如何以各种方式影响经济(包括新全球危机的发生),来制定策略,并根据各种情况,准备好可以采取的各种措施。
处理国内经济问题的同时,也要做好应对外部形势变化的准备。虽然我们可能无法控制国外事态,但我们可以采取措施对外部事件做出合适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