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数字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必要性

By admin - 时间: 星期一, 十二月 3, 2018

上周在马里安曼印度庙(Sri Maha Mariamman)发生的事件表明,马来西亚的社会稳定状况十分脆弱。但不管怎样,该事件以一种鲜明的方式突出了社交媒体的力量。

 

在其他国家,社交媒体往往会与骚乱和暴力扯上关系。在2011年英国的骚乱中,社交媒体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促使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提出质问——当我们知道有人在利用Facebook、Twitter和Blackberry messenger策划暴力和骚乱时,政府是否可以下令禁止使用这些社交媒体。

 

今年5月,印度有社交媒体警告称近期会有团伙绑架儿童。受谣言影响,一些无辜民众(被误认为绑架团伙)遭到暴徒袭击甚至杀害。但印度当局表示,没有迹象可以表明存在着这样的团伙。

 

在庞大的数字社会与经济中,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属于较为明显的部分。除此之外,自动化、机器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影响力也正在迅速增长。

 

与所有技术革命一样,第四次工业革命存在多重性。一方面,其倡导者赞扬第四次工业革命促进了经济生产力、通讯、娱乐、医疗保健、交通、个人便利等方面的发展。这是其积极之处。

 

但另一方面则是其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有人预警道,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利于文化和儿童智力的发展,并将造成大规模失业、不平等现象扩大以及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

 

数字化革命既是“杰基尔博士(Dr. Jekyll)”,也是“海德先生(Mr. Hyde)”。在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e Stevenson)的小说中,亨利·杰基尔是一个给穷人治病的好医生,但他试图服下一种药剂,创造出另一个邪恶的自己——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白天时是善良的杰基尔博士,到了晚上就变成了邪恶的海德先生。最终,他在自己体内创造的野兽彻底失控了。

 

现在大多数主流报告都对数字化革命引起的商业“颠覆”给出了积极评价。这具有讽刺意味,因为“颠覆”一词通常用于描述负面事件或不利发展。

 

然而,与数字化公司相关的“颠覆”如今正被美化为时尚、先进与成功。

 

尽管新型服务提供了新的利润来源,给客户带来了便利,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包括扰乱现有业务和工作。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列举了当地出租车司机、酒店和零售店分别被电子叫车应用、房屋共享平台和在线零售商所取代的例子。他警告称,未来还会出现更多动荡,例如自动化将引发的就业危机。

 

总理表示,政府可以通过四种方式来应对这个“颠覆”的时代。首先,确保公民能够获得并负担得起新技术,保证不平等不会扩大,尤其是教育的不平等。

 

其次,必须对失败者(被取代的企业和工人)给予关照。第三,需要通过基础设施和先进技术,建立发展中国家应对颠覆局面的能力。

 

第四,必须进行国际合作来管理技术颠覆。这包括重新评估贸易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以适应因技术颠覆而造成的全面变革。必须达成有利于各国政府的相互协议,而不仅仅是对跨国公司和发达经济体有益。

 

马哈蒂尔总理的讲话可能是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首次从概念上阐明了考虑数字时代的利弊并采取行动的必要性。

 

由此开始,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国家议程,旨在获取利益,同时避免风险,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数字化革命带来的损失。

 

服用药物时,我们既要了解药物良好的疗效,也要注意其潜在的副作用。了解和消除副作用是成功使用药物的关键。否则,副作用就会彻底压制良好的疗效。

 

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制定一个全面的计划来解决数字经济与社会问题。既要得到数字经济与社会带来的利益,又要避免或尽量减少它将造成的伤害和损失。

 

首先是社会、文化和道德方面。如何从信息获取愈发便捷中获益,同时避免人们(尤其是儿童)成为手机的“奴隶”?如何确保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不会被互联网所带来的即时满足所取代?或是如何防止直接的人际关系被我们对手机的成瘾和关系所取代?

 

如何利用互联网快速获取信息,而不是传播虚假新闻或是产生仇恨与暴力问题?

 

第二,确保数字化不会扩大不平等,要公平分享利益,并照顾“失败者”的利益。如今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数字化革命对现有企业和工人的影响。一些研究预计,多达一半的劳动力可能会被淘汰。

 

人们应该关注到新技术对农业、服务和工业的影响——如今三维打印技术的出现将显著取代当地企业并取代交易。

 

第三,制定国家数字经济政策,使国家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化革命。该计划应包括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制定数据监管政策、监管数字平台、开发国家营销平台、治理数字初创企业、发展数字能力、对跨国企业征税。在制定政策时,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18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很值得借鉴。

 

第四,与其他国家合作,建立互利共赢的全球或地区治理框架。首先,发展中国家应避免贸易协定中存在条款阻止或限制其制定适当国家数字政策。发达国家提出的禁止数据本地化和披露源代码等条款,主要是为了使其大型科技公司受益。

 

各国需要开展全球合作,以提供负担得起的技术获取途径,并解决技术颠覆的不利影响和新武器等危险技术出现的风险。

 

实际上,就数字经济与社会达成一项新的全球协议是需要的。但毕竟这还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达成。所以,我们应该从制定国家政策开始。

 

如果让创造与使用一种技术的公司及科学家享有完全的自由,那么技术就可能成为如海德先生一般的怪物;但如果能受到经过仔细考虑而制定的政策及计划的良好监管,技术就可以像杰基尔博士那样成为人们的好朋友。因此,政策是其中关键,人类应决定如何使用技术,而不是让不受管制的技术控制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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