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高原林业经营中的传统生态知识：亚洲水塔（Asia Water Tower）生态系统恢复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意义

 作者：许建初  世界农林中心(World Agroforestry Centre )中国项目
如果每个人都像农民和牧群一样生活在亚洲的高原上，即通常被称为“亚洲水塔”，那么就根本不会有全球变暖问题了。按每单位计算，那些土著居民用于维持基本生存的能耗很少，但与城市中高能耗的现代生活方式相比，他们对生态系统的贡献却很多。单独就山林生态系统而言，尽管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森林被砍伐和再植，牧场以及土地被过度地开垦，但人类和自然之间仍然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传统的农业实践培育出了有用的物种，保护了森林。在禁忌、语言、技术实践、知识传承和社会认同及控制的传统习惯机制融为一体的文化信仰和道德的畛域中，这些传统的管理体系也相互交织，从而形成所谓的“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

亚洲的变化是剧烈和深刻的。持续攀高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大量人口脱离贫困都最好地说明了这种变化。但是，由两大经济迅速发展的引擎——中国和印度所引领的亚洲发展已经陷于过热状态——不仅在低地是这样，最终也将影响到高原。然而，以能源消耗为基础的经济也产生了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尽管每单位二氧化碳的排放仍然低于世界水平，但中国已经赶超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另外，根据国际粮农组织（FAO）2007年的报告，2000年至2005年，中国农民平均每年植树超过400万亩。为了更好的维护“亚洲水塔”的发展成果，决策者和科学家如何合作起来重新发现和恢复用于管理、培育和维持多样的森林景观的传统技术知识，已经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提上了议事日程。

生活在高原的民族现在依然在抱怨环境的退化并且正在为过去由于短期利益造成的过度开发付出代价。大规模退耕还林计划的实施，以及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经常导致社区被剥夺获取来自他们土地和生计的惠益。决策者清醒地意识到山岭边缘正位于国家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中贫困的一侧。面对这样的不公平，中国政府提出了“开发西部”和“建设新农村”的政策，以此尽快将新的行业和新的机会带到偏远的地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公路和交通枢纽的拓展、为加强通信建设所作的尝试和旅游基础设施的发展。当然，这些计划的目标都在于使高原繁荣，而不是为低地带来福祉。但是，这些快速的变化对少数民族社区的稳定构成了威胁。更放开的准入条件、市场的扩张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正在吞噬传统的生态知识和共享的知识体系，这经常会导致地方资源的过度开发，因为社区会为了眼前的好处而寻求经济的短期收益。

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被纳入了宗教、道德、文化、政治、经济和生态的相关领域内。不同的群体和社会组织对这些相关领域的尊重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在这个环境中，亚洲高原的传统文化与当地对自然资源的管理战略相结合，成功地保证了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并且长期以来卓有成效地维护着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功能。有些情况下，与资源使用有关的传统生态知识，会与工艺制作、生物勘探和旅游产品的发展产生联系。在向市场经济的转换中，文化和实践不是“落后”的，而是成为了“外来的”，“有利可图的”或是成为一种“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的这些价值已经由外来者来界定，包括强大的国家权威机构、企业和其他社会发展组织。

这些地区也有许多令人关切的问题：气候变化、饮水危机、中亚的沙漠化，而分水岭的管理随着日益集中的土地使用、逐渐加剧的环境危机及贫富差别而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管理方面的决策和研究必须更多地考虑地方信仰和制度，运用传统的权威组织和通过选举成立的村委会来协助实施这些政策，这种态度的转变也是务实的，因为人们正试图依靠运用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来成功地改变环境。文化和环境管理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是亚洲所独有的，但由于它的高速发展和大规模的经济增长，有必要立刻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和行动。

在经历了几十年国家经济不景气，亚洲高原的土著人民又能恢复和遵循他们特殊的文化信仰、知识和实践。他们按照新的思路结合自己的社会和自然资本对由全球变暖、国家政策和全球化引起的环境变化做出了反应。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指出：传统生态知识不必然是静止、原始的或是文化上特定的，相反，它是运动变化的，并且持续地在地方和全球两个层面趋同演进，构筑着亚洲和谐繁荣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