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草医，路在何方？——系列之三：处境尴尬的民族草医

作者： 杨京彪
案例五：医治途中突去世，百口莫辩谁之过？

在荔波县农贸市场访谈到一位蒙姓草医，60岁左右，玉屏镇坡平村人。访谈当天农贸市场共有7位民族草医在市场里面摆摊卖些草药以及为前来寻诊的人医治，而蒙大夫则显得十分特殊，一则是他所在的位置很特别，其他草医都是在市场大棚里面，而他却独独坐在市场外围的炎炎烈日之中，二则是其他草医都会打出一幅广告说明自己擅长治疗哪类疾病，有的还会挂上几面锦旗以体现其医术高明，而蒙大夫这里却没有任何此类宣传品。

蒙大夫和善可亲，热心坦诚，对我们提出的众多关于当地民族医药的问题都一一耐心解答。但是当我问到他现在平均每年大约能收治多少位病人时，蒙大夫的神情突然变得有些失落。在身旁一位熟识蒙大夫的老人的介绍下，我们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3年前，蒙大夫曾收治一位病危的病人，经过最初几天的治疗后，病情有所好转，但是就在此时，在服完蒙大夫开的一副药剂后几个小时，病人突然毫无征兆的死亡。蒙大夫认为是病人在此期间受到其他刺激，如中风、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等，导致其突然死亡。而病人家属矢口否认，一口咬定是蒙大夫所开的药剂有问题，是蒙大夫错误的医治方法导致了病人的死亡。而此时，病人在服用完蒙大夫所开药剂之后数小时内死亡的事实摆在面前，而以蒙大夫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拿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蒙大夫是有苦难言，百口莫辩。最后，在第三方的调解下，蒙大夫赔偿病人家属数万元以息事宁人。自此以后，蒙大夫除了给家人亲戚以及熟识的朋友看病外再也不收治其他任何病人。当问到是否会把自己的医学知识传给下辈人时，蒙大夫一直在摇头叹息，口中默念着“还有什么用”。心酸、无奈在他的脸上表现的淋漓尽致。现在，他只是上山采些草药，除了自用外，剩余的拿出来到农贸市场出卖。之后我们曾去他家中拜访他，但他出去给人看风水了，只访谈到了他的次子。据他的次子说，自那次出事以后，他比以前明显沉默了。蒙大夫的子女只是在平时跟他学了一些简单的医药知识，并没有系统地学习、传承他的医术，而且也没有带其他徒弟。

民族医药传统的医患关系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的，即患者相信草医的医术才向其求医，而草医为人治病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单纯的经济报酬，即使明明知道病人不能给予相应的经济报酬的情况下，草医依然会尽其所能医治病人，待患者痊愈后会依据自己花费的精力以及患者的经济状况收取一定的报酬，而当患者家庭经济情况不允许以现金形式报答时，亦可采取一只鸡、一块肉、一袋米等之类的实物形式，甚或可以暂时拖欠，待经济条件好转时再偿付，或者过年过节时送一些东西等等。草医从来不会向病人索取报酬，都是病人主动给予他们报酬。这就是民族草医历代秉承的医德的体现，在调查期间，访谈到的民族草医大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现代市场经济对这种传统医患关系造成了极大破坏。对于诸如蒙大夫之类的民族草医，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其结果可能如蒙大夫一般自此脱离民族医药。这不仅是造成了民族草医数量的剧减以及民族医药知识的丢失，而对民族医药的普通受众的利益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更为严重的是在现代医院传统医患关系荡然无存，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病人有钱，医院接收治疗，病人没钱，则任之忍受病痛之苦，甚至丧命于医院门口。类似事情不时见诸报道，引起了民众的密切关注和广泛讨论。救死扶伤、不图报酬是中国传统医学人士历来推崇和恪守的崇高医德，妙手回春、悬壶济世等褒扬是民众给以他们最高的敬意和对他们最好的回报，而现在的一部分医生则被戏谑为拿着手术刀的屠夫，如此巨大的反差值得整个社会和个人进行深刻反思。原因何在，何以解决，至今尚无明确定论，但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类似的悲剧仍然在继续。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更多的不是医生或患者个人，而是扭曲的社会意识以及失衡的医疗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精神建设却被遗忘了，以金钱来衡量一切的价值观成了当今社会的主体意识，而中国传统的道德观、伦理观也在金钱的冲击下遥遥欲坠，不复存在。另外，医疗卫生作为涉及民生的大事，理应成为公益事业，而当前我国对医院实行自负盈亏的市场化运营模式，但相应的医疗保险制度却极不完善，因此导致了部分医院追求经济效益而置病人生死于不顾的社会悲剧。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制定合理完善的政策和制度、社会调整失衡的价值观以及个人加强道德修养。

另一方面，民族草医缺乏类似现代医疗体系对医生权益的保护。虽然医院里面的正规医生同样对患者负有重要的责任，但是其承担的风险却比民族草医要小许多，因为其所在的医院会为其分担部分责任，而民族草医则只能独自承担所有的责任。此外，正规医生能借助现代化的设备监测患者的病情，使得发生突然死亡的几率极低。即便发生了不幸，他们同样可以借助现代化的设备自动记录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这对于民族草医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求。另外，正规医生在治疗风险性较高的疾病时通常会要求患者买保险、签保证书，从而可以将自身承担的风险降到最低。而民族草医与患者的传统医患关系决定了不可能出现类似情况，因为这是他们从业理念所不允许的，亦即他们不能违背自己的医德。但结果是民族草医担负了太多的责任和风险，这甚至已经影响了民族医药的传承。 要解决这个难题，关键在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以及人们经济水平和道德修养的提高。

 

案例六：祖传秘方善接骨，怎奈传内不传外？

荔波县中医院有一个国家重点建设专科——水族医药骨伤，该专科的领头人是两位水族草医。这两位水族草医为堂兄弟，其祖辈世代行医，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尤擅长骨伤，并独创了一套治疗骨伤的秘方。正因为拥有高超的医术，两兄弟中的弟弟于2005年被中医院聘请过来并申请建立了水族医药骨伤国家重点建设专科。而哥哥也随后来到了荔波县中医院工作。两兄弟当中以弟弟的医术更为高明，同时他们对于皮肤病也有很好的治疗经验。

虽然姚大夫被聘请到中医院，但是他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在医院，而是在有病人求医时才在。据中医院杨副院长介绍，姚大夫是他力主引进的，结果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姚大夫的确给医院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并提升了知名度。姚大夫平时很忙，我们去了三次中医院才在杨副院长的陪同下几经波折对姚大夫进行了访谈。访谈时，明显察觉到姚大夫没有其他民族草医那样热诚，而是带有一定的防范意识。尤其是当涉及到治疗骨科的祖传秘方时，姚大夫更是守口如瓶，丝毫不肯透露任何关于秘方的细节问题。他仅仅提到使用的都是新鲜药材，而且是根据病人的数量以及病情自己亲自上山采集的，药材的种类严格保密，其他人一概不知。示之众人时则已经是捣碎的浆汁状了，根本不能辨识何种药材。杨副院长称，甚至连他都不知道姚大夫的秘方中的任何一种药材。

当被问到秘方的传承问题时，姚大夫提到这个秘方只会传给自己的儿子，传给其他人是根本不可能的。当被问及是否有意愿就这个秘方申请专利时，姚大夫表现的尤为审慎，他担心的是申请专利极有可能使秘方泄露，从而失去这一祖传秘方。据他人介绍，姚大夫很是富有，自己开办有一个矿场。姚大夫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亦或是恪守祖训而如此保守尚不可知。但他对该秘方的保护意识和态度之强烈可见一斑。

如此保守的保护意识对民族医药的传承弊大于利。过于严格的保护限制了民族医药内部的交流，从而不利于民族医药的发展。传承人范围过于狭窄则可能由于突发人身伤害事件增加民族医药流失的风险。另外，优秀的民族医药知识作为整个社会的财富理应为大众服务，但过于狭窄的受众则大大削弱了这种作用。而这可能恰恰与祖辈的初衷和行医理念相违背。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祖训的限制，另一种则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对于祖训的限制，可能会随着民族医药知识持有人的理念转变和思想开放而逐渐消除。而对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则应该通过严格的保护制度加以保障。归根结底，民族医药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由于我国当前尚没有专门针对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和制度，致使侵权事件、“生物海盗”事件频繁发生，极大的损害了民族医药知识持有人的利益，致使民族草医对现代社会以及医疗体制缺乏信任感，使得民族草医更为审慎、严格的对待自己持有的民族医药知识。因此，尽快建立符合民族医药现状的知识产权保护保护机制已成为保护民族医药的当务之急。

案例总结

从《民族草医，路在何方？》三个系列六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当前民族草医面临的诸多难题：1、医生身份得不到国家认可，不能合法行医；2、民族药物审批费时费力，特效秘方不能得到开发；3、经济收入偏低导致后继无人；4、民族草医承受着过高的医疗风险迫使部分人忍痛弃医；5、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完善限制了医学知识的交流与传播；6、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对民族草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此外，不能获得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认可民族草医被严禁个人行医，而当他们被聘请到医院后则不受限制，这表明了制度上存在漏洞。另外，案例三中的姚东传大夫对民族医药的开放态度与案例六中的水族草医姚大夫的保守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代表着民族医药发展瓶颈的两个极端。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社会、政府等方面的，又有公众、个人方面的，而且牵涉到政策、法律、经济等多种因素。民族医药的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国家、政府、社会、个人等多方力量的介入，同时需要采用法律、科技、教育等多种手段。保护民族医药刻不容缓，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