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生态学：一种认识传统农业知识的方法

J. Peter Brosius, George W. Lovelace, and Gerald G. Marten

翻译；慕震 审校：成功

在对传统农业的分析中，我们常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组分，即农民拥有着大量且多样的知识，从具体植物的详细信息至更广泛的编目方式，内容极其多样化。这些信息都显示了特定文化群体看待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方式，以及如何据此调整其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

一般而言该类土著知识可分两种。一类是由当地人代代相传下来且被他们的社会中大多数人所共享的，这种文化知识通常作为民间智慧(folk wisdom)，并以民间故事的形式流传，或存在于某些传统礼仪及多种多样的宗教仪式中。另一类传统知识包括个体通过经验所获得的信息，即其在农事活动中通过个人的经验观察所获得的信息。这两类传统知识并不是相互排斥的，通过长期验证，个人经验所得的信息可能会成为共享知识的组分；同时更大格局的社会共享知识也提供了一个背景框架，在此框架中，个体经验观察所得可被解读和转化为知识。更进一步的，这种共同概念框架的存在，使当地社区间的农民能更易于交流他们的观察与认知结果，同时也更确保了对彼此观点的领悟。

大多数传统知识的人类学研究是在民族科学的总体框架内开展的，这个框架可以定义为“某种特定文化对其普世性的目标、活动和事件进行分门别类所形成的知识体系的研究框架”（Hardesty 1977）。民族生态学作为民族科学的一个子学科，是研究传统群体如何对于他们的环境和环境过程的相关知识进行组织和分类的学科。Conklin (1954, 1955, 1957) 和Frake (1961, 1962) 建议生态学导向的民族志应该把文化生态学和生物生态学中的传统技术方法与主要来源于语言学中的传统技术方法相结合，这样的方法被认为更适合探索当地观念中的环境（Fowler 1977）。民族生态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从文化角度来关注知识的描述和呈现，就像更具有包容性的民族科学一样。“民族志……不能仅仅满足于根据西方科学范畴内的文化生态系统来组成的纯粹的编目，民族志对于环境的描述也必须符合当地人根据他们民族科学的分类体系而对环境产生的感悟”（Frake 1962）。

民族生态学只是一种了解传统知识的途径，并不能解释所有我们希望与此有关的课题。尽管如此，民族生态学还具有一个实质性的价值，那就是阐明了传统农民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进行概念化处理的方法。把民族生态学和其他方法结合起来，如与决策理论(decision-making theory)结合，从而理解传统农民如何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这样以来效用可能会是最大的（Bartlett 1980）。

全文链接：12-12-10民族生态学：一种认识传统知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