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著知识在非洲荒漠草原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战略中的价值

By admin - 时间: 星期三, 十二月 5, 2007

土著知识在非洲荒漠草原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战略中的价值

来源:Nyong A, Adesina F, Elasha B O. The value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the African Sahel[J].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Global Change, 2007, 12(5): 787-797.

翻译:张渊媛、高英

摘要:全球过去在应对气候变暖的问题上一直聚焦于减缓策略,旨在降低和尽可能的使大气中的CO2含量稳定在一定范围,而在达成此目标上却进展缓慢。在增强应对未来可预见的全球变暖的负面影响上,适应被视为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我们逐渐的认识到对于气候变化的适应与减缓不能被割裂对待,而应将两者视为互补。最近有专家呼吁将适应纳入到减缓的战略当中。然而,在非洲荒漠草原中,将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与减缓综合起来已并非新举措。该区域数个世纪以来的气候特征是严酷和频发的旱灾。当地的居民,通过运用其土著知识体系,发展并应用了广泛的减缓与适应的策略。这种土著知识有着丰富的地方元素,且是与土著居民一道共同建立起来的,将其纳入到对气候变化的减缓与适应策略中,能够促进综合策略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适应;非洲;土著知识;减缓;非洲荒漠草原;可持续发展

1. 引言

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大气中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上升导致了地球表面的持续升温,这会造成可预见的灾难性的影响。最初应对全球变暖的努力都一直聚焦于减缓,旨在降低和尽可能的使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定范围(UNFCCC, 1992)。但由于地球系统惯量的存在,即便我们能将温室气体排放量稳定在一定范围,今后数个世纪中,海平面还将会持续上升,全球变暖将仍会加剧。因此,我们认识到适应将会是一个可行的措施,以增强应对气候负面影响的能力。我们逐渐意识到,如果将适应和减缓的策略结合起来,将它们视为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的话,那么将取得更好的效果。近期的气候变化政策中也对此做出了呼吁。

对于非洲萨赫勒地区的人们来讲,将适应与减缓结合起来的提法已并不新鲜。该地区的气候特征是持续的旱灾,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其干旱程度有增无减(Benson and Clay 1998; Brooks 1999)。记录显示该地区经历了降雨量的锐减,旱情的程度超过了气候模型的预测阈值(Hulme et al. 2001)。事实上,该地区的居民在如此严酷的干旱环境中却可以存活至今,并保持着较快的人口增长率,这表明他们可能发展出了传统的机制和策略来应对这类旱情。这其中的一些做法将对气候的适应与减缓结合了起来。关于应对历史上的旱情的传统知识具有很大的潜力,可以为我们应对当前和今后的气候事件提供重要的指导。

虽然过去在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的设计和履行中对传统知识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却鲜有将传统知识纳入到常规的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策略中。我们不能将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割裂看待,因为可持续发展或许是解决减缓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审视气候变化适应与影响的重要角度(Swart et al. 2003; Cohen et al. 1998)。将土著知识纳入到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的策略中可以得到有效的减缓与适应策略,这样的策略将会是低成本的、参与性的,并且是可持续的(Robinson and Herbert 2001; Hunn 1993)。但是,将土著知识纳入到减缓与适应的策略中,不应当是以牺牲现代或西方科学知识为代价的。土著知识应当是补充性的,而非是要与全球知识体系一争高下。

非洲萨赫勒地区的居民将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减缓措施纳入到了日常的生计策略中,以增强自己应对旱灾的能力,本文对其中的一些做法进行了调研。总体来讲,这些知识代表了一种动态的信息库,该信息库承载着巨大的人口数量来应对处于持续变化和变异中的气候。

本文开始先对萨赫勒地区的环境进行了介绍。对该区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气候特征进行了描述,并给出了这些气候特点对环境要素的影响,特别是对植被、水资源、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格局的影响。接着综述了减缓与适应的概念,并描述了一些萨赫勒地区的人们所采用的适应与减缓策略,如何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同时,还能够适应严酷的气候变异与变化。第四部分讨论了将土著知识纳入到适应与减缓政策中的必要性,并给出了一些操作办法。结论中支持了这样的做法,即在设计和实施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最佳策略时,有必要将土著知识和西方现代知识结合起来,互为补充、相互借鉴。

2. 萨赫勒地区的环境

萨赫勒地区通常代指的是非洲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包括塞内加尔的大部分,冈比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乍得以及苏丹。在另外一些界定中,萨赫勒地区覆盖了从10°N-20°N的广泛的维度区段,范围拓展至加纳、贝宁、多哥共和国、尼日利亚、客麦隆和埃塞俄比亚。“Sahel”一词源于阿拉伯文,意为“岸”;是与撒哈拉大沙漠的边际相毗连的“岸”,在漫无边际、寸草不生的撒哈拉的边际上,这里的生态与气候使生命的存在成为可能。该区域的植被组成主要是一年生草本和少数的小灌木和矮树,由北至南,植被逐渐密集起来。该区域有很多主要的河流流经,径流主要来自较湿润的南部地区。这些河流中很少有长流河,可以四季不断流。该区域内也有一些短暂的溪流,只出现在降雨后。

萨赫勒地区的显著特征是剧烈的气候变异与波动,以及很不规律的降雨。该区域由南至北呈现出了急剧的雨量递减,由600mm至150mm (Brooks 1999)。本世纪的降雨总量有所下降,其中,年内降雨变异度与雨量的空间变异度均有所增加。

干旱是该地区的常态,最早的记录可追溯到1680年。过去的一百年里,干旱的程度和频度都有所增加。最严重的一次旱灾发生在1970年,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那次旱灾,数百万计的牲畜死亡(Mortimore 1998)。帕尔默干旱强度指数(The Palmer Drought Severity Index)显示萨赫勒地区还正在经历着严重的旱情(Daiet al. 2004)。在该地区所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现象与模型预测的景象别无二致。气候模拟同时也在统计学上显示出了,海平面温度的变化对萨赫勒绝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变异性有着显著的影响。据预测2090年热带大西洋温度将上升2K(K国际温度单位:开尔文=摄氏度),这将会对萨赫勒南部地区的降雨格局产生严重的影响;而近岸的低于北纬10°N的地区将会有500mm的雨量增加,苏丹和萨赫勒地区将会遭遇200mm的雨量亏损(Hulme et al. 2001)。

萨赫勒地区的特点之一是其较高的人口增长率(约3.1%),以及较快的城市化速率,据估计为7%。该地区约有五千万人口,人口密度高于半湿润和湿润的易于农耕的气候区的人口密度。该区域在生计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南北差异。北部更倾向于游牧方式,而南部地区多采用的传统的适宜于旱地的雨养农业。农业是主导的生计方式,半数以上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农业收入占经生产总值的将近40%。该地区只有8%的面积是适于耕作和灌溉农业的,其中目前使用的面积为5%。所以,鉴于该地区的作物生长季长度,雨养农业就成了主要的农业实践方式;灌溉农业实践方式只有在很少的几处有着长流河的冲积平原才是可能的。水分缺乏,加之高温(在每年的特定时间区段可达到45℃),是制约该地区农业实践的主要限制因素。该地区的主要农产品包括稷、高粱、豇豆和玉米。高粱主要分布在粘重的土壤地带,而稷则生长在沙质土壤地区(FAO,1998)。主要的经济作物有棉花和落花生。这里的农民主要是小户农民,采用的是传统的耕作体系,即在同一地块中,将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进行混合种植。饲养家畜也是该地区重要的生计方式。

据预测,气候变异与变化将对萨赫勒地区的农业和土地利用、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人口居住、疾病与健康,水文与水分资源产生巨大的影响。从农业和土地利用角度出发,气候变化将会影响到农业的产量以及产地分布。举例讲,除去其他影响以外,变化的气候将导致降雨带的转移。因为萨赫勒地区的农业多是雨养农业,这一趋势的改变将导致特定作物传统种植区的变化,并将给当地居民带来所有可能的负面影响,包括将严重的影响到粮食安全。

温度的升高和雨量的降低,将成为生态压力源,将会损害生态系统的功能,特别是会影响到植物生长。恶劣的居住环境也将会促使人们向边缘的地区迁移。气温的升高将会激发或加剧疾病的传播。例如,据估计,未来该地区的疟疾传播率将会有巨幅增长。水源同样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地表水与地下水依赖于降雨,雨量的降低将导致当地水源供应的缺乏。这些影响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各类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度。

虽然气候变异与变化是萨赫勒地区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应对此变化的脆弱度不仅仅是源于气温或气候变化,其他压力源也导致了该地区土地的退化,进而加剧了原本已然比较脆弱的萨赫勒地区人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例如,自1960年起,半干旱生态系统的退化导致的人口迁居数量占到非洲人口的3%(Westing, 1994)。尽管土著的土地利用做法已经被成功的实践了若干世纪,但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仍然将萨赫勒地区的气候以及环境变化的责任推到这种传统实践上。

3. 萨赫勒地区的减缓与适应以及土著知识的作用

3.1 减缓与适应

众所周知,非洲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贡献”十分之小。其碳排放的份额,在1992年的时候只占全世界排放总量的3.2%。其甲烷排放的份额也很小,1991年时,占全球排放总量的7.7%(Davidason, 1998)。在非洲,农业与土地利用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到排放总量的57%,能源部门占32%,天然气燃烧所占的份额虽然呈增加的趋势,但仍然只占到很小的份额。

文献中所综述的两大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分别为减缓和适应策略。减缓策略是指一系列的旨在阻止或减慢气候变化进程的步骤与行动。减缓策略可进一步被归为两类(Swart et al, 2003):一类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其它的是通过改变经济结构,改变社会组织形式或者个体行为来实现。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减缓行动在传统上被作为保护资源的手段,但其实这些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了“碳汇”。旨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策略将重点放在减少化石能源的燃烧上,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利用清洁能源,特别是利用太阳能。增加“碳汇”的实践通常包括保护森林的项目,并且鼓励在边际地区进行植树造林(Adesina et al.1999)。

适应的策略主要是通过调整生产实践方式来更好的应对气候变化。这些策略主要包括采用有效的环境资源管理做法,例如,种植早熟、耐寒的作物品种;并在雨量减少的地区选择性的降低牲畜养殖数量。显然,我们期待能有更多的适应策略,并通过各种方式将多种适应策略综合协调起来,以应对不同的环境状况。

截至目前,减缓与适应都被视为是并行且互相排斥的两种策略;然而,这两者间事实上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人们逐渐认识到,将减缓与适应的策略结合起来的话,即便不能带来新的机会,但或许也是成功解决各自问题的先决条件。结合减缓与适应的综合策略将两者与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防止沙漠化衔接了起来,这种综合做法在学术上已经有很多佐证,但在政策领域还几乎未被重视。减缓与适应不应当仅仅是分开的履行各种选项,成功的履行依赖于整合各种可用的资源,营造有利的环境,包括营造好的环境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Klein and Smith 2003)。在发展中国家,贫困与有限的技术建设常被视为是阻碍将适应与减缓结合起来的病根,尤其是在非洲(Michaelowa 2001; Yohe 2001;Wilbanks et al. 2003)。因为贫困人口被认为是最易于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资金投入量常被认为是适应能力的最重要指标,是可持续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关键。而1998/1999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是知识,而非金融资本是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本土知识是任何地区的知识体系的基础元素,基于本土知识是调动各种资本的第一步(Phillips and Titilola 1995)。

研究显示萨赫勒当地社区通过不断的调整本土的耕作、畜牧方式以及其他的营生活动,成功的达到了一定水平的可持续的生计(Mortimore 2000)。因此,要将适应与减缓策略结合起来以提高该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的话,首先要研究土著居民的传统实践,从中取经。以土著知识为基础,将为建立有效的适应与减缓综合机制提供很好的前景,并将吸引当地的绝大部分民众参与进来。

3.2 土著知识在减缓与适应中的角色

土著知识被定义为制度化的本土知识,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Osunade 1994; Warren 1992),很多土著社区以此为基础在生产实践中来做出决策。土著知识不仅仅在其形成的文化中具有重要价值,还对那些力图改善边远地区条件的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有着重大意义。土著知识库受到了先辈们对环境的观察和“试验”的影响,它将人们的周边与环境内在的紧密的联系了起来。因此,土著知识将社区居民与其生活的环境和环境中的变化连接了起来,这其中也包括环境中的气候变化。

通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碳封存等一系列做法,土著知识被直接的运用到了萨赫勒地区的气候变化减缓行动中。在适应方面,土著知识被应用到了气候预测、脆弱性评估,以及适应策略的履行中。考虑到农业与土地利用变化是非洲两大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因此我们对这两个领域中土著知识体系的运用做了综述。

一直以来,萨赫勒地区的居民在种植活动中,基本不采用犁耕、覆盖等土壤管理技术(Schafer 1989; Osunade 1994),这些利于土壤对碳的封存。自然的覆盖能够调节土壤温度和极端条件,抑制了病虫害,并保持了土壤的湿度。在化肥出现之前,当地农民依赖于有机农业,这也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途径。

广泛认为森林通过碳固定和碳封存进而在全球碳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Karjalainen et al. 1994; Stainback and Alavalapati 2002)。当地农民长期以来都采用休耕体系,这有助于森林的形成。虽然有争议指出随着人口数量的稳步增长,休耕时间长度正不断的缩短,甚至休耕体系在某些地区已名存实亡。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土著社区的习惯法在保护社区周边的森林植被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农林混作的实践被证明在碳封存上是非常有效的。农林混作是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是一种在粮食生产与森林保护之间寻求平衡的生产实践途径(Adesina et al. 1999; Floyd 1969)。特别的,在日益干旱的自然环境与逐渐增长的人口数量双重压力下,农林混作不仅仅可以增加土壤中的碳含量,因此促进了农业生产量的增加;而农产品数量的增加,则降低了居民生活对森林的压力。传统的利用植物的知识对农林混作项目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家们试图寻找一些在干旱环境中长势良好的品种以推广到世界其他有着同样严酷自然环境的地区,例如研究人员在该地区发现的Adansonia digitata(猴面包树)与Acacia(刺槐)是干热环境中很有价值的树种。当地土著居民对这类树种的生物习性有着很丰富的知识,这无疑极大的提高了混作实践的效率。

地方知识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被认为是成功的减缓气候变化的策略之一。当地的农业基因库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得以建立,用来保护当地品种或者土著品种的遗传信息。这些品种的遗传性状以及品系知识或将在未来育种工程中被证明是有用的材料,在抵御病虫害和应对严酷气候环境中发挥作用。对此动议的一个主要批评意见认为,该基因库只保存了相应的品种、品系基因,而却没有保护与之相关的育种指南,那么今后即便是要使用这些被保存起来的基因或克隆,却不知道要怎么用(Warren 1991)。因此,需要紧密的与当地社区或农民合作,因为他们仍然在栽培地方品种,以就地保护的方式保存了这些重要的知识。

在萨赫勒,当地农民总结出了很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以增强本社区对气候变化的应对能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做法是以丰富的土著知识为基础,开发出了极端气候事件早期预警系统(Ajibade and Shokemi 2003)。我们也在调研中发现,当地农民掌握着大量的关于气候方面的知识,由此他们就能够建立起一整套与气候相关的信息收集、预测、解读和决策的复杂系统。从广义上讲,这些气候预测系统对农民提高其气候变化应对力是很有助益的。根据对气候的预测,当地居民可以对其耕作模式与栽种时间做出灵活调整。

当地牧民的适应策略主要包括增加畜群的品种丰富度以抵御极端气候事件。在旱季使用应急饲料,同时淘汰病弱牲畜个体;牧民和农牧民会对其养殖的牲畜品种和数量做出调整,如从养牛转为养绵羊和山羊,因为后者比前者的食物需求小。牧民的游牧流动特征降低了对低承载力的牧区的压力。这种季节性的循环流动生活方式代表着地方传统的牧场经营体系中对牧场资源的管理。

4. 将土著知识纳入到常规的减缓与适应策略中

4.1 土著知识在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中的益处

通常来讲,开发项目都是被引入到农村社区的由外部提供资金支持,并由外部进行管理的项目,希望能够改善当地生活条件。这些项目并没有将当地居民的文化纳入考虑,导致了当地居民较低的参与度和项目的低成功率(Howes 1980; Woodley 1991; Nyong and Kanaroglou 1999)。因此,在今后的开发项目中就要充分考虑当地文化习俗,提高项目开发地居民的参与度,用环境友好的方式进行运作。虽然研究人员已经逐渐认识到土著知识系统对开发研究的重要性,但在气候变化研究中还没有对土著知识给予足够的重视。气候减缓与适应的开发项目可以从那些已经认识到土著知识价值的项目中取经。在将土著知识纳入到开发项目的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难题:认识到其必要性或价值;在实践中如何操作。

土著知识对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土著知识有助于建立一种道德经济。它将个体放入到整个文化背景中进行定位,个体对其文化具有归属感,这种归属感进一步增强了社区成员间的信任,这使得最终的决策更有保障和更安全。

第二、 土著知识中的一些观念和做法越来越体现出一定的科学价值,虽然曾经被视为是不成熟和具有误导性的,现在更多的被认为是合理的和富有经验的。

第三、 土著知识系统提供了一种参与性的机制。将地方社区视为合作伙伴并与之分享所有权是任何一个开发项目可持续进行的要素。假使地方社区成员能有效的参与到项目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那么项目则会有更高的成功率。

第四、 土著知识系统与可持续发展框架有着共同的指导原则,即同时考虑经济、公平和环境因素(Davies and Ebbe 1995)。大多数气候项目的核心都是要缓解贫困以及确保可持续发展。将土著知识纳入气候变化政策中,可以促进项目的实施。

第五、 土著知识系统有助于对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措施的理解和有效沟通,宣传和履行。

4.2 将土著知识纳入到减缓与适应策略中的步骤

为能将土著知识纳入到常规的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研究中,需要采取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 承认土著知识在地方社区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积极作用;

第二、 必须采取由下至上的参与式的方法,鼓励地方社区成员最大程度的参与进来。这样做的益处是:1) 可以洞察社区与农户之间是如何互相交流和分享创意的;2)允许意向性的投资者参与进来,开发相关必要的技术与实施办法,以维持项目的运行。

第三、 开发进程中,当地社区居民应当被视为是平等的合作者。基本上这是一个内部进程,外部合作者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地方因素应当循序渐进的引领项目的进行,外部因素起到辅助推动的作用。降低脆弱性即加强弱势群体与个体的能力建设。在能力建设中应当重视现有的资源,利用和加强已有的能力。土著知识在地方社区已有的知识、资源总量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四、 就像我们承认土著实践在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中的重要作用一样,也不可在开发中将其视为现代技术的替代品。土著知识与现代技术应当是互为补充,并相互学习借鉴的,从而发展出“最佳范例”来应对气候变化。最好做法是,将土著知识与现代技术链接起来,开发出综合的模式将比任何一种都更有价值。两种知识系统的相互作用可以在地方居民和气候变化专业人士间创造出一种新的对话机制,这对项目设计很有意义,由此设计出的项目将体现人们的真正意愿并有效的将社区利益纳入考虑。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土著实践方式都是有利于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的,也并非是解决现有问题的良策。因此,在采用土著知识,将其纳入到开发项目,或甚至对其进行宣传前,需要对这些实践方式的适宜性进行评估,如同对待其他任何技术一样。除了对其进行科学的检视外,在对其核实与评估时,还应当考虑到该土著做法适用的社会文化背景。

5. 结论

人口密集的非洲萨赫勒地区一直以来都备受旱情折磨。自1968年的严重干旱伊始,旱情就未曾被缓解。究其原因,也并非仅仅是因为气候或者气温变化,其他的压力源也导致了该区域的严峻的土地退化,从而增加了已经很脆弱的萨赫勒居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全球经济活动也可能对萨赫勒地区的环境变化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导致了该地区广泛的社会动荡与灾荒。西方研究人员一直对萨赫勒地区土著知识有所诟病,认为是造成气候与环境负效应的原因之一,而实际上多个世纪以来,这些土著知识已经很成功的被运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减缓实践中,尽管有质疑指出随着人口压力与气候波动的加剧,土著知识在当前被视为已经不再适宜。本文综述了萨赫勒地区千百年来累积了丰富的应对不利气候、环境事件的土著知识;然而这些知识并未被外界认可和有效的利用起来,因此有必要加强重视,在确认其科学合理性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将这些地方知识纳入到正规的减缓与适应政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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