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的“失误”对伊拉克造成毁灭性后果

奇尔科特调查的结果，不仅严厉批判了英国在有关伊拉克战争的一系列事件和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再一次引发英国到底是否应该侵入伊拉克的争议，并揭露了自那以后13年来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由约翰·奇尔科特爵士领导的7年调查发现，英国那所谓的加入，或事实上是支持入侵伊拉克的理由，并没有切实的事实依据。

伊拉克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这类武器存在的情报是错误的，但却被主战政客们肆意地夸大、滥用，尤其是当时的首相托尼·布莱尔，他曾以“无根据的肯定口吻”来描述这类武器的威胁。

奇尔科特总结道，当时的萨达姆·侯赛因并没有对英国构成紧迫威胁。此外，解决冲突的和平手段还未穷尽，这一举动消弱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据奇尔科特调查所述，布莱尔以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为挽救世界的使命，并誓约与美国合作，即使这次入侵既没有适当的法律依据也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

该调查首次将布莱尔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八个月前写给美国总统布什的书信公之于众，其中有句话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在你身边”。布莱尔因而被视为美国的忠实追随者，有些人甚至将他比喻为狮子狗，这必然将给前首相的形象蒙上一层阴影。

对此，布莱尔曾辩解说，与美国结成紧密的合作关系有利于他能更好地影响布什做出正确的决定。但该调查总结道，事实上，美国在入侵伊拉克期间以及入侵后都完全忽略了英国领导者的意见。布莱尔的借口也因此被识破。

“这是一次出现严重问题的干预行动，后果影响直至今日。”奇尔科特说道。

我在电视上看到布莱尔召开的两小时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对奇尔科特的爆炸性批判做出了回应。

一开始，他表现得紧张不安，仿佛因为该调查的惊人发现而动摇。他说，他愿意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我内心的悲哀、遗憾和歉意无以言表。”

但是，问答环节发现不应该期望布莱尔会为带领英国卷入战争而道歉。他明确表示，即使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他也仍然坚持入侵伊拉克。

那他是为了什么而道歉呢？他所承认的错误仅限于“情报评估…被证明是错误的，以及战争后果的恶劣、持久和血腥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即使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也曾经使用过他们，并有计划在未来囤积更多的武器。既然萨达姆的存在构成了威胁，那么入侵伊拉克并推翻他的政权就是正当的决定。一开始在媒体前表现得很不安的布莱尔，在新闻发布会即将结束之时，对他以前的主要行动和决定毫无悔意。

奇尔科特调查并没有详述这场战争是否合法。“但我们已经得出的结论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展开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远不令人满意。”奇尔科特说道。

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了在伊拉克阵亡的英国士兵的亲属。所有人都对奇尔科特调查表示满意。许多人谴责布莱尔在此事件中的角色，有人甚至说他是一个战争罪犯。他们正在积极探索法律途径，目的是让布莱尔对此负起责任。

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了让战争领导者对战争负责的倡议。 2011年，吉隆坡战争罪法庭在相关委员会为期2年的调查基础上，对布什和布莱尔在伊拉克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诉讼。

以马来西亚联邦法院前法官Abdel Kadir Salaiman为首的五名法官所得出的结论是，依据布什和布莱尔在伊拉克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二者都犯有危害和平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尽管两名被告没有应邀出席，该法庭的工作也是基于法律途径的，配备了检察官和辩护团队。审判发现，从法律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是不合理的、非法的，布什和布莱尔是有罪的。

奇尔科特调查还发现，战争的执行者们对战争的后果完全措手不及。调查发现布莱尔政府曾被警示过战争的后果，因此他们不能以不知情为借口。

因此，造成入侵后的混乱和屠杀局面的责任，完全应该由美国和英国领导的入侵部队承担。

奇尔科特调查的一个缺陷是，它并没有详述战争对伊拉克人民造成的后果。因此，它错失了揭示这一战争恐怖的规模和性质的机会。

伊拉克罹难人数统计组织是伊拉克的一个专门从事人员伤亡统计的组织。该组织批评奇尔科特报告忽略了这个问题。 “对于失去亲人的伊拉克人来说，他们希望最终能有一个调查可以充分地详述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以及由此产生的需求，但这份调查却是那样令人失望。”

曾有几个以死于战争及其余波的平民人数为主题的研究，估计的平民死亡人数范围是在几十万到一百万以上。

据伊拉克罹难人数统计组织统计，从2003年战争爆发到大约2016年3月，战争已直接导致超过17.4万名平民死亡。如果士兵也包括在内，死亡总人数攀升至24.2万名。如果伤者也包括在内，数据将继续增加。

同时也存在由间接因素导致的死亡。战争破坏了基础设施、医疗服务、食品和水的供应和运输，导致死亡人数大大增加。

一个由美国、加拿大和伊拉克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发现，从2003年到2011年年中，约有50万人死于战争及其间接影响，如卫生健康服务的衰退。

他们对位于伊拉克100个地区的2000户家庭进行了调查，并于2013年在杂志 PLOS Medicine上发表了调查结果。

他们得出结论：“在伊拉克，死亡率的增加大部分可以归因于直接暴力，但是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死亡是由于间接因素（如健康、卫生、交通、通讯以及其他系统的故障），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伊拉克大约有50万人的死亡可归因于战争。”

对于上述研究，作家威廉·弗尼评论道：“这里存在着西方列强及其行为的主要悖论之一。如果一国政府或志同道合的领导者联盟在例如非洲等地区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将会立即准备起诉。然而在这一事件中，可悲之处就在于布什和布莱尔仍然不必负责任。”

另一项由社会责任医生组织（PSR）于2015年发表的研究发现，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10年“反恐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至少为130万，甚至可能高达200万。

这是基于对美国干预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而导致的平民伤亡人数的估计。

这项PSR报告是由跨学科的、领先的公共健康专家小组撰写的，他们分别来自加州大学的旧金山医学中心和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健康科学学院。

除了死亡和受伤，伊拉克战争同样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心理、思想和政治上的影响。伊拉克战争可能没有直接引发被归咎于激进伊斯兰组织的恐怖袭击事件，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在伊拉克境内和其他地区加速和扩大了这一进程。

布什和布莱尔试图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与9月11日基地组织的袭击联系到一起，并作为入侵伊拉克的原因之一。但事实上二者没有关联，萨达姆并不是基地组织的盟友。

布什利用错误情报，以“反恐”为所谓的目的，引发了伊拉克战争。但他本人也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不可控的事件和力量随之而来，这与他的期望背道而驰。然而无论如何，忠实的布莱尔始终与他站在一起。

美国也应该展开一项自身的奇尔科特调查，对其在伊拉克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研究。也许，它同样会得出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荒诞情报、不道德的仓促开战，以及存在管理不善、腐败和不必要死亡的灾难性后果等结论，但它将比对于英国和布莱尔的调查规模更大。

布莱尔和布什最终是否会负起责任？也许不会，实力强大的国家总会有办法并能够庇护他们的领导人。但是，即使法庭无法审判，历史也将严厉地评判他们，不仅因为他们对伊拉克和伊拉克人民所造成的伤害，更因为他们的行为对世界所造成的如此灾难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