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在COP28中受到削弱

By admin - 时间: 星期二, 八月 13, 2024

波恩气候新闻更新第4期

2024年6月6日

第三世界网络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在COP28受到削弱

波恩6月6日(Eqram Mustaqeem)——在评估去年于阿联酋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COP28)成果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受到削弱,所有缔约方都被强加了相似的减排目标。

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六十届会议(SB60)期间,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与第三世界网络(TWN)合作,于6月3日星期一组织了一次会外活动,上述观点便是在此次活动中提出的。

讨论小组成员包括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的杰出资深人士:Diego Pacheco(玻利维亚)、Wael Aboulmagd(埃及)、Vicente Paolo Yu(菲律宾)和Meena RamanTWN。此次活动的主题是评估去年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COP28的成果。

Diego Pacheco的发言拉开了讨论的序幕,他介绍了玻利维亚的国情——玻利维亚是一个以农村为主的国家,居住着努力与地球母亲和谐共处的原住民。他认为尽管发达国家不断试图扭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规则,但《公约》和《巴黎协定》(PA)仍被视为有利于解决气候问题。

然而,他表示,在2021年于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上,发达国家试图制造一种不同的说法,打着到2050年实现全球净零排放、保持1.5°C可达的幌子,将应对气候危机的责任从发达国家的义务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身上。他指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我们不能允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有类似的目标,因为这阻碍了“全球南方”的发展权以及公正公平的碳空间。

Pacheco继续表示,在2022年举行的COP27上,主席国埃及试图通过大力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公平原则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CBDR-RC)来纠正这一说法(所有国家的目标相似)。然而,在2023年于迪拜举行的COP28上,随着全球盘点(GST)得出结果,这一说法再次出现,特别是关于所有国家努力在2030年前停止和扭转毁林和森林退化的第33段和第34段。他说,这实质上是迫使玻利维亚等大部分排放来自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部门的国家在203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不是2050年,这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快。他表示,这违背了常识、气候正义和《巴黎协定》的精神。

Pacheco解释道,为了对抗发达国家推动的这种说法,玻利维亚在附属机构第六十届会议(SB60)上提出了两个新的议程项目,一个是“发达国家立即采取紧急行动,最迟到2030年实现净零排放,此后实现净负排放”,另一个是“关于财政支持和基于成果支付的综合可持续管理森林的联合减缓和适应方针等政策备选办法实施途径的路线图”,如果玻利维亚要在2030年之前停止和扭转森林砍伐,那么第二个项目对于玻利维亚获得资金至关重要。(然而,由于未就纳入这两个议程项目达成共识,临时议程中删除了这两个议程项目,但有一项谅解,即主席将就这些项目进行非正式磋商,并在6月12日闭幕全体会议上向缔约方报告所取得的进展。)

Wael Aboulmagd在发言中强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中不需要有赢家和输家,但目前的做法导致一方遭受更多损失,而另一方从中获益。他接着指出了COP28及其成果的积极方面,其中包括通过了首次全球盘点(GST)及其财务部分,明确了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应反映发展中国家不断变化的需求以及支持当前国家自主贡献(NDCs)的需求;建立了损失和损害基金,在公民社会的大力推动下,该基金在前一年的COP27中被列入议程,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以及通过了与全球适应目标(GGA)相关的《阿联酋全球气候韧性框架》。

在谈到COP28的挑战时,他表示,自从他在卡托维兹参加COP24(2018)以来,发达国家一直反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化,然而COP28支持逐步和渐进地放弃差异。甚至在《巴黎协定》本身之前,当历史责任是所有缔约方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共同努力的基本原则时,我们却看到《巴黎协定》只是将历史责任降级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BDR),从那时起,对于如何以及在何处适用历史责任的解释一直存在问题。在全球盘点决定中,进一步推动与1.5°C目标相一致的雄心勃勃的、经济范围内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的负担,而发达国家并未提供财政支持,这本身就是差异化进一步削弱的迹象。

他说道,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气候融资,特别是来自私营部门的资金,主要是用于减缓措施,而适应措施则被抛在后面,因此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通过减少教育、住房或医疗保健等关键领域的预算来自行承担。Aboulmagd在结束发言时表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制度在法律上是脆弱的,因此它依赖于每个缔约方的支持和善意。他进一步强调:“每个人都必须真正相信,这一制度是用来帮助他们的,而不是用来对付他们的。”

Vicente Paolo Yu(77 国集团和中国在全球盘点中的协调员)表示,发达国家一直试图重新解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使其偏离气候正义的根本基础。发达国家继续推动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大的减缓目标,而不考虑他们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事情,并举例说明美国如何成为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和出口国,澳大利亚也是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出口国。

接着,他继续分享了与全球盘点相关的三个重要议程项目。第一个是全球盘点“年度对话”,旨在为各缔约方提供机会,分享他们在准备国家自主贡献方面所做的工作,并在准备新的国家自主贡献时了解去年全球盘点的成果。这只是一次对话,而不是谈判。

第二个是“阿联酋对话”,他解释说,这是关于全球盘点成果(决定第97段)中财政部分的对话,旨在审查全球盘点财政相关成果的实施情况。这一对话将探讨有多少资金可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全球评估成果中应完成的工作,从而将实施与支持联系起来。发达国家对这一解释提出异议,并希望利用该对话来审查各国是否确实在执行全球盘点成果的不同部分,而不是考虑支持方面的问题。

Yu进一步表示,第三个全球盘点议程项目是完善全球盘点,旨在反映过去三年(在迪拜之前)全球盘点进程中所吸取的经验教训,以期为第二次全球盘点建立一个更加稳健的进程。

他在发言的最后说道,在所有的技术性问题之下有一个简单的事实,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推动这一事实,那就是世界极度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后果,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作为我们迈向为所有人创造的公正公平的未来的一部分。

最后一位发言者Meena Raman首先强调,气候谈判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造成世界当前状况的责任并不仅仅在于气候制度。她以哥伦比亚部长Susana Mohamad在COP28会议上的发言为例,当哥伦比亚总统宣布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时,比索在第二天瞬间暴跌,使其更难从资本市场获得融资,并加重了债务负担。因此,解决气候危机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还必须被视为经济转型这一更大挑战的一部分。

她接着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制度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发达国家已经过度使用了1.5°C温控目标的碳预算,而且我们正趋于耗尽剩余的碳预算。她指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已经表明,将气温升幅限制在1.5°C以内的碳预算仅约为5000亿吨,按照目前的排放量,这一预算将在未来10年内耗尽。当前设定的目标是到2050年所有国家实现净零排放,然而,如果发达国家没有实现净负排放,化石燃料转型又没有要求发达国家立即和迅速采取行动,那么这将使转型非常不公正和不公平,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影响。Raman解释说,关于全球减缓努力的全球盘点成果提到了以“公正、有序和公平”的方式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但她质疑如何在各缔约方以国家决定的方式自行确定减缓努力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点。她强调,早在《巴黎协定》谈判之前,一些发展中国家曾提出“公平利用大气空间”的概念,但遭到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反对,美国不希望设定任何自上而下的总体减排目标。

她还对碳市场的爆炸式增长以及大众媒体曝光的可疑的碳信用和抵消额度的产生表示担忧。发达国家的碳抵消使其得以逃避减排责任,因此不应再有抵消的空间。Raman还对全球盘点中推动可再生能源达到3倍可能会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代价表示担忧,因为可再生能源产品所需的大部分关键矿产都是从发展中国家开采的。

她呼吁发达国家公民社会呼吁其政府将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纳入国家自主贡献(NDCs),并制定明确、快速的时间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逐步淘汰并非易事,因为转型必须是公正的,并且他们对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有着重要而合理的担忧。因此资金支持至关重要,这也是发达国家在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谈判中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

最后,Raman在发言结束时揭露,一些发达国家和公司非但没有迅速减少排放,反而在“全球南方”推行危险的地球工程实验,对此必须予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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