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全球经济的治理

作者：许国平
在一个不公平的世界中，我们怎么才能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机会地参与及重新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呢？

这就是五月底在吉隆坡外交部大厦举行的如何治理全球圆桌会议的主题。该会议是赫尔辛基大会的一部分。赫尔辛基大会是由芬兰和坦桑尼亚发起，目的是为了寻求方案缩小南北国家之间的差距。

约有80名专家、10个国家政府的代表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参加了此次圆桌会议，讨论了全球化、贸易体制、国际金融体系、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等问题。

外交部长拿督斯里赛哈密在启动讨论时谈道，随着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发展，全球经济的不公平正在加剧。

一些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缺乏全球规则（导致了没有规范的资本流动和金融不稳定），而其它一些领域（如贸易领域），虽然有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却常常向发达国家的利益倾斜。

他呼吁对全球制度进行改革， 让发展中国家更有发言权，加强联合国体系使其能更公平、更平衡，在治理经济和社会事务中发挥更大的权威作用。

坦桑尼亚外交部长纳尔德•梅姆贝（Bernard Membe）呼吁协调包括改革全球经济体系、加强本国和全球的治理体制、纠正政治上导致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不平衡状态等在内的各种变化。

前联合国贸发会议首席经济学家阿奎斯说，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容包括决策过程，多边规则与规范的性质和影响等。

目前的世界秩序特点是不对称、不平衡，受益的主要是发达国家。比如，发达国家可以保护本国在农业、劳工的流动、技术转移等领域的利益，但却要求南方国家开放工业、让资本自由流动和外商直接投资等。

当前的全球化的体系限制了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规范，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却受到全球贸易体制规则或者国际金融机构贷款条件的种种约束。尽管面临着这些限制，各国的政策却仍然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各国仍在追求多样化的政策。

阿奎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可信度和重要性近来降到了历年来最低水平，这些组织的权限也应进行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集中在确保全球金融稳定上，把发展和贸易政策让给其它机构管理。世界银行应成为一个真正的发展银行，而不是介入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它应该集中在项目融资上。

关于贸易体制，国际贸易专家达斯说，多边贸易给发展中国家对抗强国的单边行动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安全，但是世界贸易组织在规则、运作和决策机制上却出现了不平衡，对发展中国家不利。比如，“国民待遇”原则阻止给予国内商品优惠，让较弱的国家提升其产品结构变得很困难。

农业协议让发达国家仍然提供巨额补贴，而发展中却需限制其补贴，大幅减让关税。发展中国家同时还面临着反倾销措施和非贸易壁垒之类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

英联邦副秘书长史密斯（Ransford Smith ）强调说， WTO 应变为一个以发展为方向的组织，而不是继续集中在自由化上。决策机制也需要改变，让发展中国家参与进来。 

讨论中，决策者感到如果WTO现在的多哈回合真的是以发展为内容，那么该回合的完成应该让发展中国家受益。

但是，很多人却认为提议缺乏发展内容，忽略了如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等在内的“发展议题”。

发达国家则对于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其在农业、工业产品和服务业方面给予更多的“市场准入”更感兴趣。如果这些提议被通过，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将进一步减小。

关于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很多与会者表示严重担心较强的发达国家与较弱的发展中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不利因素和问题。

很多与会者解释说，他们并不是反对开放，而是赞成发展中国家战略性地管理开放，支持本国的发展。

此次圆桌会议也讨论了知识产权的问题。马来亚大学法律系教授尼查先生说，之前的知识产权政策是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各国自己决定如何在知识产权拥有者应享的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但是，现在知识产权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受到限制，他们不得不采用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利益偏向知识产权拥有者，但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

与会者提到了设备价格如何增加的过程，指出发展中国家提升技术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却出现了被盗用的情况。

尽管如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却规定了一些“灵活性”，允许各国决定“发明”（专利形式的一种）、例外条款、强制许可等标准。但是，自由贸易协议却给很多灵活性的使用带来了威胁。

发展中国家应在国内和国际谈判中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利用现有知识产权体制中促进发展的灵活性，同时改革一些体制，使其更利于发展。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总裁旦斯里惹蒂谈论了全球金融结构的问题。她指出金融体系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例如没有规范的跨界资本流动，新的金融工具给全球金融经济带来了威胁，各国之间的互相依赖也增加了金融风险的蔓延散布。现在需要改革金融结构，以便处理这些新问题。

从全球范围来看，改革还很少，但亚洲地区在监管机制、宏观调空体系、危机管理、解决框架及资本建设等的合作却在增强。

前印度尼西亚经济部长Dorodjatun Kuntjuro-Jakri 也认为金融整合增加了传染的风险，而这种变化却让富国受益，他们对于需要进行的改革十分不情愿。

讨论中，与会者就全球体系的改革、管理金融流动、规范金融机构，尤其是对冲基金这种有力的金融工具以及私人资本的管理达成了一致看法。

新技术和金融工具的发展太快致使规范框架已经跟不上，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全球金融治理和规范结构。

鉴于缺乏全球规范框架，发展中国家应在规范金融方面进行合作。同时，他们还应在国际体系改革方面进行合作。

关于加强联合国的问题，现任77国集团主席的巴基斯坦大使慕尼先生说，联合国在制定经济、社会和人权领域的标准方面已经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其作用被大国削弱了。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已大不如前，给联合国提供了机会。可重新扮演治理全球经济的合作与协调的角色。

在讨论国家发展战略时，与会者一致认为“国家政策空间”（选择各种发展政策的能力）受到了全球市场和全球规则的限制。

会上强调发展中国家应优先制定相关政策，充分考虑目前的全球化的影响，同时还应集体努力改变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全球规则和框架。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互相学习有用的经验。

拿督斯里赛哈密在闭幕时敦促与会者跟进圆桌会议上提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