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挖掘生物多样性

Japan digs its claws into biodiversity through FTAs

时间：2007年8月27日

来源：http://www.grain.org/fr/article/entries/172-japan-digs-its-claws-into-biodiversity-through-ftas

翻译：王艳杰

日本正逐渐利用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Fgreements，FTAs）加强对粮食、农业及医药至关重要的种子和其他形式的生物多样性的控制。智利和印度尼西亚政府于2007年8月份封锁了两起这样的交易，将日本纳入国际大联盟，利用双边贸易协定将种子保存在农场已成为过去。

在过去几年中，为了增加日本企业进入市场的机会和保障国家食品和能源安全利益，日本政府已经逐渐依靠自由贸易协定，尤其在亚太地区。(见表1)。生物多样性的私有化是议程的一部分。

自由贸易协定（FTAs）是通过秘密谈判起草的，在FATs下，日本政府一直劝说其他国家重新制定法律，以使他们可以为公司提供更大的自由运作空间，增加控制公司资产的权利。日本已经逐渐采取对贸易伙伴施压的策略，使他们接受生命专利，并加强法律使企业拥有种子的所有权，从而迫使农民支付版税。因为日本已经有“生物剽窃”的坏名声，如著名的资生堂和Cupuacu案例，由于政府的推动工作，使日本生物技术公司获得海外生物多样性的合法权益也不足为怪。[1]

显然，日本一直在不断提高其要求。在与新加坡（2002年）和墨西哥（2004年）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中，日本甚至并没提及知识产权问题。但不久之后，在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这个问题开始被摆在谈判桌上。2005年底，马来西亚与日本签署了一份协议，东京试图使政府致力于国际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中，但马来西亚人却不同意。[2] 事实上，如果日本反对自由贸易协定的总体目标，会使其投资者在开发马来西亚的资源中享有平等的权利，马来西亚提出了一个“精雕细琢”的条款，使其生物多样性政策的制定免受来自日本的干扰。[3] 但同时，政府确实为保护种子的私人垄断权利而接受了一些抽象的措辞。“与国际协调制度一致的方式”——在实践中，这是指国际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而文本就不这么表示。[4]

早在2003年，菲律宾联合委员会就提议签订可行的《日本—菲律宾自由贸易协定》。日本认为任何此类协议都应该提高植物育种者的权利。菲律宾人认为它应该提高农民的权利。日本反驳说，任何类型的农民权利必须与国际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保持一致。最后，协议于2006年9月签署，但关于这一点却很少提及。[5] 最后考虑到日本的企业利益，只要求马尼拉提供一些种植物品种的权利体制，并扩展尽可能多的物种。

打破国际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的障碍

这一切都在2007年发生改变。如今，日本显然在利用自由贸易协定（FTAs）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国际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甚至试图改变其他国家专利法的范围，以使日本企业在获得生物多样性方面更具强权。

2007年初，泰国军事政府决定与日本签署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引发了激烈的公众讨论。[6] “泰国—日本协议”是在他信执政期间达成的，但是在2006年9月，泰国军方发动政变，主要由于外国政府不想被认为接受了泰国的军事统治，因此，关于自由贸易协议的所有谈判都搁置了。然而，日本公司通过运用其商会的压力，却表明军事管制并不一定是坏事，泰国军方选择拾起他信留下的草案文本并与日本签署协议，再处理他们自己的事。一开始，协议的许多方面遭到了公众强烈抗议，但到最后，协议引起公众不满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个核心问题上，第一是对微生物的专利。协议规定，泰国不能拒绝任何关于“天然”微生物的专利申请。[7]  在全球范围内，国际法明文规定国家对生物资源拥有主权时，日本被指责的几个“生物剽窃”案例，激怒了很多泰国的团体，也包括人权委员会。然而，领导们却无动于衷。他们通过了4月初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还向泰国提交了植物品种保护（PVP）的“国际标准”。此外，尽管泰国的植物品种保护法律与国际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的标准不相符，但这也是UPOV要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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